《金玉良言》(Ⅱ)之三十六──第二篇 热点时评3.贪腐:人性的迷失与制度的缺失

第二篇 热点时评3.贪腐：人性的迷失与制度的缺失

3．贪腐：人性的迷失与制度的缺失──由“艳照门”事件和纽约州长性丑闻案所想到的

（以下内容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孟子·告子上》有载：“食色，性也。”先贤圣哲此番言语虽只有寥寥四字，但却同时包含了对人类欲望之肯定以及人性超然无瑕之否定。孔子亦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既然千百年前，古人即将性欲与食欲同视为人之本性，那么当下，社会舆论对于“艳照门”事件诸位主角的批评则似乎过于苛刻。

的确，尽管艳照本身确有不雅之嫌。但是，若抛开艳照当中诸位主角的明星身份，依人类本性对艳照中诸位明星的行为进行考量，则并无不妥。不过，作为明星，既属公众人物，即便是在奉行“自由”的现代社会，基于自身的示范意义，其私权空间也不可避免的需要受到一定的压缩。当然，本文并非旨在针砭时事，评断“艳照门”事件，之所以言及“艳照”，完全是因为事件主角与本文主角──政府官员有着同样的身份：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的“身份枷锁”，要求政府官员构筑欲望的围墙，切合民众的期许。但是，即便破除政府官员公众人物的“身份枷锁”，在现代政治体制中，政府官员的权力属性，也注定了其必须克制欲望以让渡部分私权利空间于公权力之行使，从而承担多于普通民众的道德以及法律义务。对此，日前美国纽约州州长斯皮策因性丑闻而辞职一事，便是一例证。

尽管曾因打击贪腐得力而荣膺“廉洁先生”的称号，但是，“功”不抵“过”，斯皮策最终不得不以结束自己政治生涯的方式，换取公众的原谅。美国民众是否愿意宽恕斯皮策，身在大洋彼岸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于官员道德瑕疵的声讨，却使得笔者触“景”生“情”。

正如日前何家弘教授的在其“一个怪梦：大赦天下贪官”一文中所言：“我们的国家似乎已经被腐败‘套牢’，国人必须寻找‘解套’的方法和路径。”反腐声势的日益浩大，因贪腐落马的官员级别也越来越高，这无疑彰显了全国上下一致的反腐决心；不过，面对现实当中“越反越腐败”的恶性循环，虽则无奈但却无法否认：我们国家在贪腐这个泥潭当中已经越陷越深。

“道德越轨”违背的仅仅是民众对于官员个人操守的预期，而贪腐则以逾越法律底线的方式不断冲击国家以及人民利益的防线。利益面前人性的迷失使我们在窥视到灵魂深处污点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欲望膨胀的可怕。

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物质贫瘠，改革开放在开启了富国之门的同时也解开了国人长期以来的欲望封印。欲望洪流的肆虐变质为对金钱的狂热追求，而肇始于金钱的欲望则如邪恶的毒蛇那般引诱着人性的就范。

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向来崇尚权力的国度里面，“官本位”思想所导致的权力边界模糊在此特定的时空维度中，得以遭遇物欲横流的现实弊端，从而生产出贪腐这一现象怪胎。同时，“效率至上”的政策导向与沉冗庞大的官僚机构的长期游离，不可避免的衍生出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而转轨阶段的诸多不规范，又为缺少制约的权力与拜金主义欲望洪流的苟合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以致出现今日贪渎丛生的局面。大国崛起的时代语境对应的却是人性迷失的无以复加，当年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的落马，以不争的事实表明，即便是在纪律严明的军队，也难抵无孔不入的贪腐死水之污染。

贪腐本身根源于人性的迷失，而贪腐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则不可避免的应该归咎于制度的缺失。

正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所言：“假如人都是神，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够以神来统治人，那么无论外部或内部的政府制约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个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必须迫使政府控制自己。对政府的首要控制乃是依赖人民，但经验早已教导人类辅助防御的必要性。”

贪腐，犹如溃堤蚁穴，蚕食着民之根本，动摇着国之根基。欲除贪腐，除需反腐之决心外，更需反腐之策略。而“对政府进行首要控制”的形式若非实质化，则使得我国的反腐进程遭遇制度缺失的瓶颈。

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反腐的动力来源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此种政治权威所依靠的，实际上是一种以较高层次权力压制较低层次权力的“权力逼迫”，此种模式最终诉诸的，仍旧是最高领导阶层的那不确定的“人性”。所幸，在现阶段，此种模式由于最高领导阶层的“恪尽职责”依旧“行之有效”，但是，一旦面临“谁来监督监督者”的制度困境，此种反腐模式的人治因素则将暴露无遗。

其实，在我国的权力体系中，监督者的监督者一职并非闲置。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理应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如此重任。尽管已经基本摆脱了“橡皮图章”的尴尬地位，但是，我们的人大仍旧处于向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蜕变的过程之中。对政府的首要控制依靠的应当是人民，反腐的成效，最终取决的是人民话语权由下至上的“倒逼”，而非绝对权力自上而下的“压迫”。那么，当我们在为最高领导阶层反腐的“当机立断”而拍手叫好之时，又是否意识到：异化于人性根源之欲望膨胀的贪腐，我们对其进行的惩治，寄望的仍旧是不确定的人性真善的几率？

  【金玉良言】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反腐的动力来源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此种政治权威所依靠的，实际上是一种以较高层次权力压制较低层次权力的“权力逼迫”，此种模式最终诉诸的，仍旧是最高领导阶层的那不确定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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