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受礼洗脚城被害案追踪之 迟来的正义——公权力凌驾下的被害人权利保护

　　四、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司法缺陷——从被害人与公检法机关关系的角度
　　正如笔者在第一部分当中所提到的，公权力的垄断才是被害人权利受到忽视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对我国刑事诉讼的认识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国家公诉制度建立以后，犯罪被看作是对代表统治阶级利益或广大人民利益的国家的侵害，而不只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因此应当由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来处罚。由此便推导出，只要通过国家公诉惩罚了犯罪分子，被害人的追诉目的也就得到了实现，形成了刑事法律关系的“二元结构模式”。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科学。首先，被害人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以后，会产生两种诉求，其一是对犯罪分子的惩罚愿望，其二是自己遭受到的财产和精神损害的赔偿愿望。而国家追诉的目的主要是出于预防犯罪，这种保护实际上只是针对社会大众的一般保护，也只能满足被告人的惩罚愿望。其次，由于出于职业利益的考虑，公安检察机关以追诉成功为唯一目标，往往无暇顾及对其它的价值，因此对被害人的赔偿愿望不重视，无法弥补被害人的伤害。下面，笔者将分别从被害人与公安机关、被害人与检察机关、被害人与法院三者的关系来展开论述。
　　（一）被害人与公安机关
　　现实中，公安机关并没有成为被害人第一守护神，相反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被害人与警察之间相互不信任，警察漠视被害人的权利，缺乏应有的耐性和关心，仅把被害人作为询问调查的对象和侦查破案的工具，而没有实际地考虑被害人的利益；而被害人在受到犯罪侵害之后的报案率也是非常低，认为警察的破案率低，报案没有作用，又无法恢复自己损失的财产，反而可能遭致犯罪人的进一步打击报复，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公安机关对被害人权利的漠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侦查人员的不作为，导致刑事被害人告状无门，无处伸冤　　
　　被害人在遭到犯罪侵害之后诉诸国家机关的公力救济，然而公安机关的不作为，导致刑事被害人告状无门，无处伸冤。对于不立案的行为，《刑事诉讼法》第86条和第87条规定了两种救济方式：一是行政复议的方式；二是人民检察院监督的方式。笔者在前文已经论述过两种方式都缺乏可行性，在此不累述。因此一旦无法立案，进入不到刑事程序，被害人的其他权利就无从谈起。
　　2、被害人对侦查程序缺乏控制力
　　首先，被害人没有知情权。出于侦查安全的考虑，被害人对侦查过程的进度和重大决定无权知晓，如案件的撤销，侦查的终止，强制措施的采取、变更等，然而这些都是直接影响到被害人的控诉能否实现，甚至关系到其人身安全，因此一味排除不利于保护被害人利益。其次，被害人对于侦查人员的刑事决定不服，也没有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再次，侦查人员对被害人进行强制的人身检查，在向被害人讯问时不照顾其心理感受，从而导致被害人的“第二次伤害”。

3、被害人的财产受到公安侦查机关的侵害　　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之后会产生获得赔偿的心理，尤其在侵犯财产权利的犯罪中，被害人获得经济恢复的愿望更强烈。然而，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常常由于工作的失误侵害原本需要返还被害人的财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第一，侦查人员对于赃款、赃物采取的措施不当，疏于妥善保管，导致赃款、赃物被磨损、消耗甚或丢失；第二，侦查人员将赃款、赃物占为己有；第三，侦查人员发还财产的对象错误，导致真正的被害人损失得不到弥补。第四，对于犯罪嫌疑人死亡的情形，公安机关不提请法院对涉案款物予以裁定，而是擅自处理，侵害了被害人的利益。第五，对财产估价的费用却让被害人承担，加重被害人的经济负担。
　　从整体上看，当前我国刑事被害人与公安机关之间的紧张关系，折射出侦查中过于强大的国家本位主义，忽视了被害人的存在，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处于无助的地位；同时保障人权的理念在公安人员的工作中也没有得到贯彻，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的出路就在于保障被害人对刑事程序的充分参与，改变公权力在刑事程序中的全面垄断地位，吸收被害人对于侦查程序的参加，而不能对被害人采取拒绝、排斥的态度。
　　（二）被害人与检察机关
　　同处控方阵营，被害人与检察官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检察官通过刑事诉讼如果能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自然也就实现了被害人的个体正义。但是，这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事实上由于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差距，导致两者的关系并不十分和谐，“检察官有时必须以牺牲一方的利益（通常是被害人的利益）的手段来满足另一方的利益，从而使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取代和抹杀了被害人的个体利益。”检察官在决定是否进行诉讼程序时，需要考虑诸多的因素，对各方面的条件和影响进行权衡，而被害人只是这些因素之一。因此这决定了检察机关不可能完全兼顾被害人的利益，而被害人往往会产生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从而对国家的刑事司法产生不满和失望的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赋予被害人委托代理人更多的权利，来弥补检察机关对被害人的忽略，提供其机会和空间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获得救济。但显然，作为维护被害人权利的委托人权利的行使，目前受到法律的限制太多。同时，检察机关在作出重大决定之前应该尽可能地征求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这样既可以使程序少出现偏差，使起诉书的指控更全面、更准确，同时也会赢得被害人的信任，达到双赢的效果。
　　被害人与检察官之间关系的协调，根本的出路在于构建一种制度化的制约机制， “公诉中被害人与控诉机关在执行控诉职能上的关系是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控诉机关的控诉是主线，被害人通过对控诉机关的配合与制约来行使自己的控诉职能。”因此，“为了防止控诉机关懈怠控诉，为了防止诉讼中被害人沦为控诉犯罪的工具，被害人应具有充分权利来制约控诉机关的权力行使。” 　（三）被害人与法院
　　法官作为刑事案件的最终裁判者，在刑事程序的两极对抗中处于中立的地位， “被害人在经历了犯罪人、警察、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不正当待遇之后，希望法官能最终实现他们寻求的正义”。然而，由于各自利益的不同，被告人往往认为法官代表了国家和控诉一方，会对被告人存在偏见；而被害人则经常认为法官是罪犯权利的保护神而不是无辜者的保护人。这样一来，法官成了两头不讨好的角色。
　　1、法官庭审中的权利过大
　　我国关于被害人参与庭审质证的权利一直得不到充分的实现，在庭审中只有绝对必要的时候才有机会进行陈述，这于法官调查取证权过于强大有相当的关系。法官的强势地位导致对人证的交叉询问不完全。“交叉询问是以当事人主导为前提，法官虽然有义务把握诉讼进程，为了发现真实和实现效率而控制举证的方法、节奏，但在交叉询问中攻击防御是在当事人之间展开，询问方法和策略的采用均系于当事人自己。”因此，如果法官的权力过于强大，就会使当事人的活动萎缩，被害人对庭审程序的参与也就大打折扣。在我国总体上还是一种以法官为主导的“审问式”诉讼程序，尽管吸收了当事人主义抗辩制的因素，但是法官的超职权地位没有动摇，大大削弱了当事人参与庭审程序的积极性和对程序的控制力，导致质证不充分，即不助于案情的查清，也不助于被害人的参与。
　　2、法官审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态度消极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该说是我国审判制度的一大特色，其设计的初衷，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了讲求程序的经济性，为了节约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但追求程序的经济性不能以牺牲被害人的权利及法律的公正为代价，否则就是非正义的。“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有秩序的社会，公正的社会，自由的社会，也必须是高效率的社会”。程序的经济性与正义性二者不可偏废，但程序的经济性毕竟属于刑事审判程序的第二价值，而正义性无疑是第一价值。所以，当正义性与程序经济性出现矛盾时，正义优先是必须遵循的原则。
　　（1）由刑庭法官审理民事案件，缺乏专业。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在审理程序、标准、重点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由习惯了刑事审判的法官来裁决民事案件，其适用法律的专业素质是令人怀疑的。
　　（2）法官的精力有限，往往是把有限的司法资源放置在作为主体的刑事部分，对附属性的民事部分的处理只是附带性产物，无暇进行认真的法庭审理和法庭辩论，审理质量得不到保证。
　　（3）法官从自身职业利益出发，附带民事部分的审理态度不积极，能省则省。首先，法律规定刑事附带民诉是不用交纳诉讼费，从经济收益上来讲，这是额外增加的工作负担；其次，刑事附带民诉中法官通常较少获得灰色收入，法官无利可图，必然消极怠工；再者，因为刑事诉讼法中未涉及对附带民事诉讼的监督规定，法律对法官审理附带民诉的规定也很笼统，法官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求无功，只求无过，因此对附带民诉也是能省则省。

（4）法官对刑事附带民诉多采用庭外调解，容易引起当事人不服。调解制度本应是一项具有特色的民主法律制度，旨在通过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使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但由于调解能够规避“错案追究制”，法官不分情况，过分频繁地适用调解制度。然而在实践中法院能够调解成功率很低，一方面因为没有经过法庭举证、质证、认证，被告人容易对调解结果不服；另一方面，调解通常以自诉人放弃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追究为代价获取经济赔偿，并且调解成功或能当场付清赔偿金的，法庭大多要求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就民事诉讼撤诉，且不许受害当事人参加庭审。这样难免给当事人造成一种“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错误认识，并且剥夺了被害人参加庭审的权利，不利于对案情的查证和对犯罪行为的惩罚。
　　应该说，被害人的惩罚和赔偿愿望是平等的，理应受到同等的关注，即使在被害人的惩罚欲被国家公诉权所吸收后，其赔偿愿望与国家惩罚犯罪的要求也是平等的。但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使得被害人的赔偿愿望完全的附属于国家的追诉活动，显示了国家对公民个人权益的漠视，与法治的精神格格不入。
　　综上所述，从被害人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三者的关系来看，虽然被害人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同处控方阵营，但由于各自代表的利益不同，公诉机关为了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必然会顾及不到被害人个人的权利，甚至是以被害人的利益作为牺牲来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目的。而法院虽然是中立的第三方，但是出于对自身职业利益的考虑，以及受法官职权主义的影响，仍然将被害人看作是普通的诉讼参与人，附属于检察机关的控诉。而归根到底，这都是因为公权力的垄断，过多干预刑事诉讼活动所致，使得被害人无法介入到诉讼当中，充分行使自己权利，而沦为一个旁观者。因此，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应该约束公权力的滥用，构建一个控方、被害人、被告人三方力量均衡的诉讼模式。

　　五、重塑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机制
　　“被害人于刑事诉讼追诉中的角色定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于刑事政策上，如何给予其合理的地位，应综合考量刑法上的报应或预防功能、国家刑罚权与个人赔偿实益之间的关系、刑事诉讼之一般目的、个人、与国家刑罚权之比重分配，而为综合的判断。”　在刑事诉讼视野内，要提高被害人的地位和权利，必须在宏观上处理好公权力在诉讼过程中的权力介入，同时平衡被害人和被告人两对利益关系，避免各种权利的冲突和内耗；在具体的制度完善方面，应该更具操作性，从诉内和诉外两方面保障被害人利益，避免使法律规定成为一纸具文。
　　（一）对公权力的制约——被害人保护机制的核心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述，刑事诉讼中存在的错误观念，过分强调“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这条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期望以惩罚犯罪的手段来实现对国家和公民的保护。这样一来，公权力便凭借着此正当合理的理由，顺理成章的介入到刑事诉讼活动过程当中，并认为公诉机关的追诉行为即代表了被害人对犯罪人的惩罚，在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必然也包括了被害人利益的实现。同时为了保证国家公权力的权威性和诉讼效率，公权力便把被害人权利的行使排除在外，只在必须对公诉权进行补充印证的情况下，才赋予其相应的权利。在这样一种中国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中，不仅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而且也使被害人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公诉机关庞大而无制约，没有控诉、辩护、裁判相互制衡的诉讼形态，只有刑事追究与被追究的关系。从国家本位主义出发，国家取代被害人包揽了一切诉讼活动，被害人仅成为立案的材料来源和调查询问的对象，成了国家公诉机关的工具，甚至可以看作是公诉机关趁被告人对被害人犯罪这样一个契机，借机行使对犯罪人的惩处。
　　但实际上这种国家权力对犯罪分子的惩处，并不能实现对被害人个体的保护。因为刑罚的根本目的是在于预防，然而预防是针对未然之罪的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手段，而对于已然之罪，即犯罪人对被害人的侵害行为已经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至多也只能对其心理上起到暂时抚慰的作用，而没有现实的意义。因此，对于社会的整体的保护，刑罚也许能发挥相应的作用，然而对于被害人个体而言，这显然是不够的。那么被害人需要的保护是什么呢？既然已然之事已无法弥补，那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未来生活之上，这也是被害人赔偿愿望产生的出发点。同时也是防止犯罪恶果继续扩大的最佳途径。
　　因此，只有防止公权力的全面垄断，赋予被害人更多的权利参与到诉讼活动过程当中，报障被害人的知情权、发表意见权，让这个案件的直接受害者能够站在追诉活动的最前线，而不是成为一个案件的局外人，才能够使被害人的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物质上都得到法律的保护。
　　（二）“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的转化——被害人权利保护机制的理论框架
　　所谓“二元结构模式”是指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犯罪人与国家，分别构成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这种结构下，犯罪被看作是对国家、社会的侵害，而被害人遭受的侵害则是次要的，因此被害人的权利也居于次要地位。这种“二元结构”使得在刑事领域一旦谈及人权保障，就会立马联想到犯罪人。作为对立的双方，被告人相对于强大的国家而言，其力量和地位都十分弱小，在司法实践中也往往受到刑讯逼供等不公正的待遇，理所当然应当受到特别的保障，才不会导致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严重失衡。这样便忽视了对另一方当事人——被害人的人权保障，将被害人排除在诉讼关系之外，导致了被害人权利的丧失。

为了切实保障被害人作为当事人的各项权利，应当将传统的刑事法律关系的“二元结构模式”改造为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的“三元结构模式”，使被害人真正成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从而使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真正得到当事人地位，享受当事人的待遇，保障其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　
　　“三元结构模式”中，存在着国家与犯罪人、国家与被害人、犯罪人与被害人这样三对关系。三对关系在力量上应该尽可能的达到均衡，构成一个稳固的三角体结构。就国家与犯罪人的关系而言，仍然是控方与辩方的关系，在辩方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要继续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避免冤案错案的发生，同时行使国家的追诉权，实现保护国家和社会安全的目的。而国家与被害人，因为各自不同的利益，因此除了国家代表被害人提起诉讼以外，应该赋予被害人更多的权利，让其能够独立参与到刑事诉讼活动中，实现自己的诉讼请求。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因为附带民诉作为特殊的民事诉讼，是被害人和被告人平等主体之间的诉讼活动，在此过程中，没有公权力的介入，能够充分发挥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而且附带民诉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被害人的赔偿要求，实际上也与被害人切身利益相关，是其真正关心的部分。这样一来，在以国家公诉机关为主导的刑事诉讼中，被害人能够借助国家公诉权实现对犯罪人的惩罚，同时又能够实现获得赔偿的愿望。在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中，犯罪人和被害人存在着互动，被害人学对于“被害作为产生犯罪的原因要素的可能性愈加重视”，“犯罪被害人是犯罪的发生及其控制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因素”。根据调查研究发现，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可能导致“被害人可能转换为犯罪人，犯罪人也可能转换为被害人，甚至两者出现重叠”。因此，为了避免被害人向加害人的转化，诸如“暴力循环”、“代际之间的虐待”等，以及犯罪人向被害人的转化，我们更应该处理好被害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一旦被害人的权利受到漠视，惩罚和赔偿的愿望无法取得法律的支持，那么就会诉诸于自力救济，进而产生暴力复仇的手段，不仅对犯罪人甚至是对社会产生敌视心理。这样每年数以万计的被害人将会演变为潜伏在社会中的最不安定因素。当然，对被害人权利的加强不能以恶化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为代价，应当在“控辩平衡”这一基本诉讼原理指导下，实现动态的平衡，避免被告人自在公诉方和被害方的双重夹击下丧失等腰三角的程序构造。
　　总而言之，平衡国家、被害人、犯罪人三方的力量对比，兼顾三者的利益，在博弈之中构建一个稳固的“三元结构模式”
　　（三）诉内权利和诉外权利相结合——被害人权利保护机制的具体构建
　　所谓诉内权利和诉外权利，和不同法系国家保护被害人权利有不同角度相关。在大陆法系国家，其特点是强调被害人的诉讼性权利，以“诉内”权利的保障为核心，被害人拥有较高的诉讼地位，通常是诉讼当事人或准当事人。而在英美法系国家，更多关注被害人的非诉讼权利，即“诉外”权利，强调国家、社会和个人在诉讼外对被害人进行保护、救助和补偿，然而在诉讼中被害人通常只具有证人的地位。这两种视角各有自己的优势，很难判断孰优孰劣，如果将两者统一，无疑更有利于全面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
　　1、诉内权利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在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上较为重视“诉内”的权利，被害人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也具有当事人的地位。然而因为法律规定的笼统，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在诉内权利方面，主要包括对被害人已有权利的保障和补充完善新制度两方面的内容。
　　（1）保障被害人法定权利的实现
　　这主要包括：保障被害人对侦查机关不立案行为申请复议的权利，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监督和制约的权利，对鉴定结论申请补充鉴定的权利。同时要特别注重被害人知情权、陈述权、诉讼参与权的实现。保证被害人能够参与到案件的诉讼程序当中，切实掌握实现正义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
　　（2）建立和完善新制度
　　首先，完善被害人的委托代理制度。1设立被害人委托代理权告知制度。立法应在立案侦查阶段就告知被害人有委托律师的权利。2扩大诉讼代理律师的阅卷范围，允许被害人的代理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有犯罪事实材料，使被害人与被告人在这方面的权利得到平等保护。3取消对诉讼代理律师调查取证权限制，使得被害人的举证责任能够更好的实现。4明确被害人诉讼代理人的责任，使代理律师的代理行为有法律的支持。
　　其次，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上诉权作为一项救济性诉讼权利, 是当事人追诉权完整实现的重要条件。从司法实践看，确实存在一审判决不公而检察机关又怠于行使抗诉权的情况, 使得被害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立法既然确立了刑事被害人的当事人法律地位，同样应当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以保障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完整性，平衡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诉讼地位与权利。
　　再次，将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从国外的立法来看，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对被害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大都确立了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合法性。如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应予起诉的犯罪行为导致的全部损失包括物品、身体、精神损失都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在美国，因身体受到伤害并直接引起精神痛苦的，被害人除伤害部分可以得到赔偿外，还可以再行请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台湾，“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即人格利益保护的范围不仅体现在民法上, 而且也体现在刑法等法律上……刑法上受保护的有信用权、秘密权、贞操权等。”可见, 确认精神损害赔偿符合世界立法趋势, 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我国刑事被害人的赔偿请求范围势在必行。这有利于实现被害人获得赔偿的心理要求，直接增加其对诉讼的信心和积极性，同时也能够解决被害人在遭受侵害之后，经济困难的现实情况。

2、诉外权利
　　诉外权利主要是指政府、民间组织等社会团体所建立的对被害人的救助机制。因为被害人的很多要求和愿望不能通过诉讼解决，这就需要社会来帮助这些受到犯罪迫害的弱者。同时，由于被害人“诉外”权利的加强不涉及到积压被告人的权利，所以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然而这正是我国的薄弱环节，在今后的制度设计中应该注重对被害人诉外权利的构建。
　　首先，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国家补偿制度的建立并不是要求国家替被告人偿还债务，承担犯罪种下的恶果。而是因为国家有保护公民安全，防止犯罪发生的责任。如果国家不能尽职,疏忽大意或根本没有防范犯罪, 使某个社会成员因犯罪之被害而致残、死亡或贫困,无人供养，国家又不允许实施私刑，那么当被害人不能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时，国家自然应对其损失给予补偿。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通过对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构建以矫正被破坏了的社会正义，抚平被害人失衡的心理，有利于防止和避免被害人发生逆变，化解社会矛盾，从而控制社会犯罪总量，建立起被害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实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衡平。
　　其次，完善现有的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为某些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或减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利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它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司法接济制度，也是联合国《为犯罪行为和滥用权力行为的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的要求。我国虽设有法律援助制度，但仅仅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几乎是一片空白。鉴于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必须依靠各级司法行政部门的现状，建议在“官方”的法律援助机构功能健全完善的基础上，再逐步转向“民间”，即被害人及其亲属、社会团体、企业公司等自发建立的援助组织；设立类似于国外被害人庇护所、康复中心、救助中心等的援助机构；对被害人提供包括经济援助、法律服务、医疗服务以及其他特殊援助项目等多方面的内容，以此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援助”组织。
　　再次，转变社会观念，从社会公益服务、医疗、新闻舆论各个方面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比如招募志愿者组成被害人社会服务机构，向被害人提供急需的服务、心理咨询，负责为被害人向社会募集援助资金等；各级医疗机构也可出台相应部门规章，给予刑事犯罪被害人以不同于一般医患的优先待遇，对情况危急又无力支付费用的被害人，可减免医疗费用；新闻舆论应当规范新闻报道的职业操守，对某些敏感案件，要注意保护被害人隐私，避免让被害人“第二次被害”。这样有利于防止被害人自我摧残和个人复仇的心理，使其能够早日回归社会，摆脱犯罪行为给其带来的阴影，同时树立起法律信仰。

　　结　 语
　　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有犯罪必有被害，有被害必有救济。”如果一种刑事诉讼制度反映不出被害人的利益，那么这个制度充其量也只是国家维护其统治的工具，游离于国民之外而失去公信力。构建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机制，增进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平衡，虽然任重而道远，但是惟其如此，才能切实保护公民的权利，树立法律的权威。
　　毫无疑问，笔者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现状的分析是粗疏的，在逻辑上和理论支撑上也有不足，虽然归根结底仍未提出可以解决这种困境和问题迷思的灵丹妙药，但此文如果能给读者带来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启示，如果能够使读者或是研究者更加重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那么笔者就已经非常欣慰了。米歇尔·福科曾曰,“我努力使那些仅仅因为是一目了然因而不为人所见的东西为人们看见”。笔者就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并据以表达行文的初衷。
　　
【注释】　
思鲁：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中国法律风险防范网（www.chinalr.net）首席律师；杨丹：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院作出的判决认为，原告人请求邱兴华经济赔偿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应予以支持。但被告人邱兴华家有5人，仅住3间土木结构瓦房，又无其他财产可供赔偿，故判决免于邱兴华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参见： 。

前理论界有部分学者认为，被害人权利被忽视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当前的立法和司法都过于强调被告人的权利，将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如何改善被告人长期以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之上。而被告人和被害人又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利益，因此，对被告人的保护就必然要限制对被害人的保护。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并不如理论界所言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也许法律赋予了其一定的权利，但在案件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远远不够；而另一方面，被害人的权利也未受到重视。只是说被告人权利受漠视的问题已经存在相当长时间，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关注，而被害人的问题则是近些年来才引起关注，还方兴未艾。

见郭建安主编：《犯罪被害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4页。

建林著：《刑事起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年版，第5－10页、第14－15页。

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4－85页；高振家、鲍荣寿主编：《公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年版，第8－16页。

建林：《刑事起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建安：《犯罪被害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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