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再去看守所，连自由都没有的人年过的怎样？ ——春节看守所会见手记

疫情期再去看守所，连自由都没有的人年过的怎样？

——春节看守所会见手记

 张王宏：广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融犯罪案件辩护律师暨金融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

一

这注定是一次不平凡的会见。因为春节，更因为疫情。

但开始预约时，并没什么不同，居然一下子就成功了！

平时正常的会见，现在也这么正常，让我有种不真实感。

第一反应，是赶紧电话再确认一下。

电话那头说：如果预约成功，那就是可以会见。

对方还提醒要早一点来。我当即回答：至少提前半个钟头到！

当天是2月4日，年初十一。

彼时，北京的看守所已经发布了除开庭外限制会见的通知，而河南全省更早时，干脆暂停了所有会见，武汉作为重灾区，早就封城了…

虽然不是防疫界专业人士，但基于非典经验、医学常识和公开的资讯，我还是觉得，广州作为非核心疫区，这样的管理是务实、开明的，毕竟放开会见不等于开放给病毒，还可以采取防范措施嘛。

当时我的坐标：市检察院门口。手里刚拿到兰花花的卷宗，内心里很为大广州的司法服务质量自豪了一阵子。 

环顾四周，这个冷冷清清的街头，与往年春节何其相似，更多的却是不同：往年持续冷清不超过5天，今年已经过了快半月了。

都是新冠疫情闹的。

二

同样冷清的街头，是另一个春节的记忆。

那次在年二十九的早上，同样奔走在路上。

目标：找几本体育期刊，送给羁押在市第一看守所的罗文。

罗文给关了有半年了，想要几本体育期刊，是他顶重要的过年心愿，我顶希望能满足他。所以那次下午的会见，他提出后，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了。

在我印象中，罗文想要的花花绿绿的杂志，满大街都是。

特别是公交车站旁的报刊亭，平时来来往往的，印象太深刻了：迎街铺开的售货台子上摆满了都是，两翼般打开的金属窗户格子里也拉起绳子挂满了，亭子里面同样在内壁打出的框格上竖着摆放了尺寸略小的《故事会》等期刊。

那天下楼跑到书报亭却傻眼了：平时大开着窗户的亭子，这时关的严严实实。

吃了闭门羹才反映过来：过年了！卖报人都返乡了！

生活中往往是这样，你不经意间到处都能碰见的，等你找时却不见了踪影。

想到给罗文的承诺，一下子紧张起来。等车耗时间，干脆路边踩上一部单车就冲市中心去了。

这一跑，竟跑了半个广州。

先去小北立交旁的新华书店吧，书山书海之地，不会没有。结果：还真没有。

这时想起便利店，各种时髦玩意儿的集散地。应该错不了，结果：仍是没有。

这时，真有点慌，也口渴了，就在便利店坐下来，一边喝咖啡，一边琢磨：接下来去哪儿？

书城，只有书城了。

书城是以前常去的地方。记得2012年拿过一次“优秀教官”，市公安局给的。那年前后，总共得了有一万元的奖金，当然只能买书，全耗那里了。

书城在天河，不多一会儿工夫到了，与别处不同的是，年假将近，这里反而人头攒动。

在一楼的报刊区，大片的杂志中，总算找到了，可惜翻来找去，只有一本。

看来不行。

想起罗文满是无奈与神往的样子，我还得找。

寻到售货大姐，问她有没有别的没有摆出来的期刊？附近有没有专门卖期刊的其它地方？

大城市的好，就在于资源丰富。哪怕要过年了，想找的东西，总是能找得到，哪怕过程艰难一些。

感谢耐心的大姐，跑到石牌桥附近新开的一个MALL里，终于找到了。

那是一家新型的文化用品经营店，除了书，还经营好多衍生商品。高大宽敞的店子里，书籍大多是立体地摆放，雕塑、绿植、射灯点缀其间，名字也非常时尚，可惜记不得了，因为这么些年来，就去过那一次。里面人居然比书城还多。记得当时买了三大本，塑料包装，硬而大的彩印版，贴着镭射封印。

又过半年，罗文判了缓，宣判当天就出来了。现在还记得是2018年8月31日。

虽然在同一个城市，也不知罗文后来怎样了。在我，虽然努力地帮他，但在他，毕竟是不堪回首的一段时光，忘却，是他的要务，忘得越干净越好吧。

三

2月5日上午，见完兰花花出来时11点多了。

跟上次相同的是，兰花花的思路清晰、语言准确，这让我很放心。临走她还催我回头阅卷，注意找找她说的几个问题。

跟上次不同的是，这回空荡荡的会见室，在开头的近半个钟里，十多间透明玻璃隔开的会见室，一眼望去，只要我和兰花花。

“你为什么今天来？“

那天，聊完她的案子，兰花花突然这样问。

我脱口而出：“因为之前讲好的呀！”

之前，兰花花的老公，知道她的抑郁症，怕进去后压力大、头绪乱，特地嘱咐我每隔半月会见一次，一是帮她梳理案子的头绪，二是帮助心理辅导。

经过这十多次的会见，兰花花已经不再是刚进去见面就哭，讲话丢三落四，现在她能聚焦问题，能独立思考，也能正常沟通和关心别人。

四

虽然14天前，年二十八上午，已会见过一次，但那次的一级响应还没全启动。

这次会见，因为春节的疫情，区别蛮大。

最大的区别，其实是平时需要排队会见的窗口，那天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女律师，因为疫情，大家远远地望一眼。

木有交流。

看守所门岗的所有警务人员戴着口罩，进去前，路边蹲着半米高带长长枪头的塑料桶子喷药罐，估计是到了点儿消毒用的。旁边的凳子上树一牌子，上书：进门洗手。洗手盆在一米多远的墙边水龙头处，边上放着长嘴的洗手液。

进去前当然是要测体温的，额温枪测完，要登记姓名、体温。36.5度。正常。

五

这次会见后，2月6日晚上，李文亮去世。这个最早在小范围内泄露疫情消息的医生，因“散布谣言”曾被警方训诫，旋即在“战疫”中染病去世。

2020年春节的贺岁片全部下线，但李医生的故事却像一部跨年的悲剧，引发亿万人痛哭。

关于这件事，许多大咖、学者讲了很多，有不少讲的很好，我并没打算要写什么。不过行文至此，想到了刑事律师的境遇，可以做点补充。

死讯传来，人们因为了解了真相，知道了的李医生冤屈，所以才为这个悲剧事件深深地痛心。

兰花花至今可能还不知道这事儿。她们太闭塞了。但让她揪心的事情也不少，当然对她来说也很重要：“我只是低层级的职务人员，不要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错搞成集资诈骗。不要因为我举报过公司，现在又把他们后来串通起来对我不利的话当作处罚我的证据…“

其实，放眼到这个城市以至全国或全球更大的范围，兰花花也就是众多犯罪嫌疑人中的一个名字，平淡无奇。在司法工作者看来，也就是流水线上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嫌疑人。

在嫌疑人兰花花眼里天大的事情， 可能在别人眼中根本就不值一提。前提是，这个人无心认真地了解她的案情，或者尽管了解但总是习惯性地“有罪推定”，又或者，认为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头上，所以无需认真。

人们总是按照自认为正确的判断作出决定，但如果这个决定最终被发现是错的，于承受者，比如兰花花被错定了集资诈骗，那就会是屈辱、人生信念的崩溃，甚至是家庭的破裂、夫离子散。毕竟他老公今年已年近七十，如果被多判几年，等不等到她出来的那天，就不好说了。

平常人最怕的，其实正是别人对自己无差别的流程化的机械碾压。就像训诫李医生的那个警察一样，他有做错什么吗？

我们都是一个个有着不同故事不同细节的具体的人，我们也都握有自己的那一部分真相，就像李医生一样。兰花花对自己的事情有话要说，她害怕的是别人不听、不信，甚至认为她是狡辩并因此重罚她。

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刑事律师的价值：他们钻到案子里，专心尽责地工作，发现了真相。但因为发出的是不同的声音，往往被世俗另眼相看，甚至被冷讽热嘲。李医生这次被训诫的新闻最初曝光时，网上便有64万点赞。

我最近开庭的一个私募非吸案，走出法庭时，有一中年老女子，大约是投资失败者，在大厅以戏谑的口气问我：你给骗子辩护收了多少钱？

我只有默然而过。

其实我的当事人，也是投资了五百多万无法收回的受害者，我们给法院提供了当时的投资协议和打款记录，但她仍被白白羁押了半年又2天，开庭时仍要坐在被告席上。但在大厅里，这些又怎样能和一个投资失败者讲的清楚？

那天陪我走出法院的，有当事人的丈夫陈先生。好在他是信任我的，因为我们在审查起诉阶段及时和检察院沟通，递交了法律意见，让他太太成功取保，重返自由。开庭时，陈太太是接到通知后自行前往的。

否则，纯粹是我瞎想呵：假设是别人的案子，又或者陈先生恰恰又是投资失败者的家属，陈先生还会那么信任我吗？他会不会也站在旁边像看骗子的帮凶一样地看着我呢？

角色的转换带来的心理变换，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当然，我这样假设，并没有对陈先生的任何恶意，也是因为陈先生信任我，我才敢这样假设。陈先生经常关注我的文章，如果看到这部分，请您一笑而过即可。

能倾听不同的声音，是一个社会健康的指标。同样的，倾听律师的声音，天不会塌下来。尽管这些声音可能有时候会刺耳，但这样可以避免丢掉生命时才后悔。

  ——张王宏律师于2020年2月11日

（注：看守所系列文还包括《疫情期走进看守所，超乎想像的防护到底是怎样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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