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不用过来看我了。” ——金融犯罪辩护律师办案随笔

张王宏：广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融犯罪案件辩护律师暨金融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

 一

听到邓建国罹患癌症的消息，赶紧跑了趟深圳。

早上6点多起床，晚上6点又赶回广州。结果，人没见上。

看守所说，昨天已做了手术。手术成功，人的情绪也稳定，但人在医院，医生认为，还不适合会见。

看守所说，他们也在和医院沟通。下周一律师可以再联系，如果医院同意，就可以安排会见。

会见，是个专用名词，特指刑事律师去羁押场所见自己的当事人。会见的内容，包括了解案情、解释法律、沟通家人与当事人之间的情况。有经验的律师，还会舒缓当事人的心情，给予心理上的抚慰与精神上的开导。

但这次过去，人没见上。

离开看守所后，我就不停地想起上次会见时，邓建国那句话：

“你们不用来看我了。”

律师的到来，是被羁押者的福音。见到律师，于很多人，简直像过年一样。所以很多时候，会遇到当事人拖着时间都要多聊几句，就是不想律师走。

对比之下，邓建国真是太另类了。

也是邓建国的这句话，将他在我的脑海中刻画出来，形成与其他的男男女女，都不一样的形象。

上次见邓建国时，是快过年了。那次，是我和周峰剑律师一起去的。后来，春运开始，疫情防控骤然紧张，会见也收紧了，我还真就一直没去。

这回过来，是看守所先打的电话，告诉我们：邓建国已确诊为肠癌，经其本人同意，下午做手术。

二

邓建国的案子，是去年春运后，疫情紧张时，家属找的我们，在会见这件事儿上，疫情一直有些影响。

其中有一次，因为周律师预约的，居然不让我会见。我还和门口的看管保安吵了一架。过后，整个广东的会见系统，增加了一个功能：律师再预约会见，可添加同行人员。

邓建国，没官没职，但快六十岁的人，祖祖辈辈住在村里，为人诚恳踏实，所以，在村民中间也有些声望。前几年，村里改选，他带头反对世袭村官指定的人选，原因是这些人在之前的征地拆迁时损害了村民利益，结果，邓建国反对的人没选上。

动了人家的“奶酪”，结果，原本是2010年征地时，整个村子里都执行的赔偿方案，在几年后偏偏查出邓建国一个人属于诈骗，中间，还说他曾给负责征地的人行贿，两罪并罚，判了十四年。

家属原以为，就是村民之间闹矛盾，案子走到法院，也就象征性地惩戒一下。直到一审结果出来，才慌了神，放弃了原来的律师，跑到广州，来找“省城的金牙大状”。

会见邓建国，开头都是视频。接连三、四次，留在我心中的，都是一个壮实的形象，和占满整个屏幕的脸上，一双执着的眼睛。

包括5月份，收到市中院发回重审的裁定，邓建国满脸的喜悦，和一连串“谢谢你们”的声音，都是在狭小的视频会见室里，通过磁光电的传输，在屏幕传递的。

直到7月份，形势渐缓，看守场所开放了现场会见，这才见到，站在我面前的邓建国，是个典型的广东人：

矮矮的个头，只有约一米六。瘦瘦的脸庞，剃个光头。短裤短袖之下，露着早年农村生活留下的细而壮实的腿脚和胳膊。白白的皮肤，可见站在城市化的风口，深圳村民也过上了优沃的生活。

邓建国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始终轻轻内绷着的嘴唇。说话时是微绷着的，笑的时候是微绷着的。其实很多时候，他都是小心地笑着，一字一句地说话，像极了小学生回答问题时认真的样子。

现在想起来，邓建国就是一个没有文化艰苦谋生的底层人士。他的样子，形成于长年累月的自我克制，为了生存，不得不武装到嘴唇，时时刻刻都需要努力，最终塑造了他的外在。

5月见面那次，邓建国特别高兴，因为原判14年的案子，找到我们后发回重审了。

在里面关久了的人，他们的心情是外人难理解的。见到我们时，是上诉结果出来已过几天。这喜悦的消息，想必也陪伴邓建国度过了数个不眠之夜，但再见律师，他除了脸上的喜悦，就是嘴上的感谢，整个人仍然乐得像朵花似的。

他的嘴巴仍是绷着，瞪的大大的眼睛，布着些血丝，通过屏幕，吃力地看过来。

后来的日子，沉闷而冗长。

一审原法院重新立案、律师递交委托材料和法律意见、退回补充侦查、第二次补充侦查…不觉恍然竟是一年。

三

知道律师见不上丈夫时，邓建国的老婆，在看守所的门外，已经等了一个多钟头了。

邓妻是带着结婚证来的，原以为，人病得这么严重了，自己能见上一面，所有需要的材料，她都准备好了。

回去的一路上，从她的嘴里，我们才知道了更多关于邓建国的事情。

邓妻说，邓建国的家族里，没听说有人得过这个病。他进去之前，也没有因为肠子上的问题去过医院。

邓妻有些自责，又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说给我们听。

她说，上次律师会见，帮邓建国带话出来，说家人没事也不用写信了。所以她一直都没怎么写信。原来是一月写两次信的，这一个月都没写了。

前不久，有同仓出来的人，给她讲，哪怕是外面最稀松平常的事情，里面的人看了，都是开心的不得了的。

宁可割舍自己哪怕是一星半点的开心，也不愿添一点点的麻烦给他人。哪怕，这个人是自己几十年朝夕相处的老婆。

连写封信，都怕给妻子带来负担，还有比这样更小心的人吗？

但是，让妻子少写一封信，于羁押之下的邓建国，或许觉得是自己仅有的，能作出的对妻子的疼爱的表达。

我突然觉得，在被羁押三年多的时间里，在有冤屈的情况下，这样的小心、谨慎、所有压力都自己背，或许正是邓建国突发癌症的原因。

一路上，邓妻又讲出了一些情况。她说，邓建国平时脾气很不好，很火暴。所以，出了这事，她之前曾想，关在里面，也能收收他的性子。

回想起来，邓建国的暴脾气，我是一点没有察觉到的。但这样一个生活中的暴脾气，身陷囹圄之后，可能也悔恨自己曾经的火暴，给妻子的伤害吧。可是，却没有任何可以补救，那就让她少写信吧！

据说，邓建国当时是肚子痛的不行，向管教提出后才就医的。

邓妻说：“他一定是痛得受不了了才提出来的。”

四

邓妻同样没啥文化。

我甚至觉得，她和邓建国有些夫妻相，两人讲话，都是拿眼睛认真地看着你，字都是急急地蹦出来的，却都是些家长里短的表达。

她说，原来她不敢写信举报，怕人家报复，但一审结果出来后，她傻了：都快六十岁的人了，判十多年，还能不能出来都不知道。

家里人埋怨她，她也想明白了。举报信发了一封又一封。信访办年前打电话，让她不要再搞事情。她说，你们把我老公判的这么重，我砸锅卖铁都要告下去。

一路上，看着外面的街景，和我们说话时，邓妻仿佛是说给她老公听：上次写信过去，告诉他，现在村里的路，只怕他出来都不认识了。进去三年了，原来村里的地都给征了，新起的都是商业盘，原来的景全都变了。

午饭间，说着话，邓妻有几次红了眼圈。她说，这次邓建国突然生病，家里人砸锅卖铁都要给他治好了。

可是，这么匆忙就把手术都做了...

五

离开看守所后，我和周峰剑律师，又去了法院、检察院。递上了律师的取保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家属的取保申请。还通过电话，向法官反映了情况，又当面嘱咐法官助理，一定要把情况详细和法官说清楚。

晚上六点刚过，出地铁站时，我接了一个深圳的电话。是检察院收到了我们的材料后，问我们有没有什么证据材料，可以证明邓建国的身体情况。

我把原委说了一遍。告诉对方：医院的资料，需要看守所去沟通，因为手术是看守所安排的，所以证据资料也在看守所那边。

收了电话，走在马路上，身边是呼啸而过的公交车，晚间的风吹来，4月的广州街头，收获的是满满的凉意。

这一天的奔波中，我也曾无数次想起，2018年的10月16日，常州的史美兰，经过反复交涉，在审查起诉阶段，成功走出了看守所。同样，是因为身体原因。

此刻，面对扑面而来灯火通明的美丽夜景，以曾经的成功作后盾，心中坚信，持续的努力和精准的沟通结合，一定要让不愿给这个世界一点点打扰的邓建国，尽快回归自由。

阅读量：633 PC版链接 移动版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