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南京虐童案”之律师辩护工作到底有没有错？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 黄坚明

我本无意就“南京虐童案”再发表任何评论，但鉴于事态发展，鉴于所涉及问题在律师行业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现提出如下三个问题，以便与律师同行一起探讨：一是当事人坚持要作无罪辩护，辩护律师是否要听从当事人的意见，只能作无罪辩护？二是辩护律师的“主战场”应否是法庭，应否以说服法官为辩护的最主要目的？三是借力媒体应否是该案无罪辩护的工作重心？我现对上述三个问题展开具体分析。

一、当事人坚持要作无罪辩护，辩护律师应否要听从当事人的意见，只能作无罪辩护吗？

无疑，辩护律师的天职是为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但并非是为了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原因在于当事人的某些“利益”有可能是非法的。网络上流传的《法治思维的大倒退——兼驳南京醋检》一文中载明：“被告人是一名记者，通情达理，相夫教子，自身素质较高。她认为自己教育孩子方式不当，已经多次向孩子和公众表示歉意，多次咨询教育专家，提升自己。被告人认为自己有错，但不是犯罪。被告人一直相信法律是公正的。”简单说，该案当事人认定自己是无罪的，该案辩护律师也在网络上明确：其之所以为该案当事人作无罪辩护，核心理由之一是当事人认定自己是无罪的。

对此，我认为：辩护律师从事的是专业性工作，应基于在案事实和证据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而非仅仅是基于当事人的诉求和主张。由于律师和医生都是最古老的职业，由于律师和医生的工作都具有专业性，为此我以医生为例，举例说明此问题：男病人去医院看病，跟医生说：我是富二代，现在病了，不清楚是什么病，但我钱多，能否安排我去肿瘤病专科治疗？能否开些妇科药服用？相信医院的医生只能这样答复：请你另找高明，我无法满足你的要求。显然，上述举例略显夸张，但道理是一致的，律师的工作具有专业性，若当事人的诉求、主张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不肯听从辩护律师的专业性建议时，辩护律师只能选择退出该案的辩护工作。当然，我并非认为“南京虐童案”只能作“有罪辩护”。该案应作有罪辩护，还是无罪辩护，确实应基于该案的事实和证据，基于该案辩护律师的专业判断，但可以明确，当事人的意见不应成为辩护律师选择如何辩护的核心理由。

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是有罪辩护，还是无罪辩护，辩护律师从事的是“对抗”性工作，应言之有理，自圆其说。但“南京虐童案”辩护词做到“言之有理，自圆其说”了吗？诸多律师同行对此提出质疑，足以说明事件的根源是该案的辩护工作没有“做到位”，没有做到“言之有理，自圆其说”。这绝非“律师同行相轻”所致，绝非所谓“阴谋论”所致，绝非谁要“消费”该京城名律。律师同仁公布案件辩护词的例子太多了，能引起整个律师界关注、质疑的，甚为罕见！须知，在“复旦投毒案”中，该案二审阶段的辩护律师也在网络上公布辩护词，尽管该案二审法院最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尽管也有律师同仁对该案的辩护工作提出质疑，但从未产生律师同仁“消费”名律的说法，也没有产生律师同仁“破坏行业团结”的说法。

二、辩护律师的“主战场”应否是法庭，应否以说服法官为辩护的最主要目的？

无疑，辩护律师的主战场应是法庭，而非媒体、网络。律师辩护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服法官，进而由法院对案件作出公正的裁决。但在“南京虐童案”中，我个人看法是：该案辩护律师投入媒体、舆论的时间和精力过多；若该案辩护律师在庭上表现很专业，为该撰写的辩护词也很专业，即便该辩护律师投入媒体、舆论上的时间、精力有点多，律师同仁也很难质疑太多，但本案并非如此；同时，不服判决的上诉期限为十日，该案辩护律师若继续担任当事人在二审阶段的辩护人，其工作重心应是针对一审判决存在的问题，好好撰写上诉状，从中还可以引用同行言之有理的论述或质疑，而非继续热衷于“媒体论战”，而非“聚焦”在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或检察机关的公诉行为上。

上述的《法治思维的大倒退——兼驳南京醋检》一文中还载明：“在法庭上，有良知的旁听人都被被告人的自辩和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震撼、说服。在法庭外，还有天下人的悠悠之口。”该案辩护律师之所以作出如此陈述，其本意应是为了证明：辩护律师在庭上的表现是专业的，其在庭外继续为此案“卖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律师同行不应对其苛责。

因长期办刑案，在司法实务中，我们见过辩护律师的辩护赢得观众席“雷鸣般”的掌声，甚至赢得含在场法警在内的所有在场人员（公诉人应除外）的普遍好感，也遇到上述的“有良知的旁听人都被被告人的自辩和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震撼、说服”的情形，但需要强调的是，律师说服的对象应是法官，而不应是在场旁听的旁听人员、媒体或社会大众。须知，旁听人员可能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更关键的是，他们未必是法律专业人士，他们发出的雷鸣般掌声，不应是辩护律师所追求的，也不应是辩护律师引以自豪的。我们甚至可以怀疑“南京虐童案”经办法官的立场不够客观、中立，但不要轻易怀疑办案法官的专业能力。只要辩方能提出言之有理的辩护意见，绝大多数经办法官会考虑辩方的意见，即便不采纳辩方的意见，他们也往往会对辩护律师发自内心的认可，甚至会想方设法帮助辩护律师和当事人。因此，在法庭上，在法院未作出判决前，辩护律师的说服对象应是审案的法官，而非旁听人员、媒体或社会大众，否则就是找错“战场”。“南京虐童案”是否存在辩护律师找错“战场”的问题，相信业界自有公论。

三、借力媒体应否是“南京虐童案”无罪辩护的工作重心？

如上所述，“南京虐童案”之律师辩护工作，并非“错”在无罪辩护上，该案应否作无罪辩护，在未阅卷、未吃透案情的情况下，其他律师同行确实不好轻易下结论。“南京虐童案”之律师辩护工作，并非“错”在借力媒体上，并非“错”在“炒作”案件上，众多律师同仁对此案辩护工作提出质疑，根源应是：辩方既然作无罪辩护，就应把庭开好，把辩护词写好，把当事人无罪的理由论述清楚，然后展开“刀刀见骨”的辩护，力求办案法官采纳辩方的辩护意见。只要该案辩护律师全力以赴了，不管辩护结果怎样，律师同行肯定会看在心里，绝非简单的成王败寇，以案件判决结果作为评价律师辩护工作的唯一依据。我认为：众多律师同仁质疑“南京虐童案”的辩护工作，原因之一应是该案辩护律师的辩护工作没有做好，就将借力媒体、同行，甚至是以舆论干预司法作为其辩护工作的重心（或重心之一），甚至不排除“炒作”案件、炒作自我的嫌疑，导致众多律师同仁担心此事件会影响整个社会对律师的印象，才不得不发出自己的声音。

综上所述，我认为：律师同仁对“南京虐童案”事件的理性探讨和质疑，绝非是为了“消费”京城名律，绝非是为了“落井下石”，而是为了维护行业的健康发展和专业形象，为了突显律师的专业性和律师行业“依法说理”的本质特征，也为了警醒律师同仁应专业、尽职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至于“南京虐童案”之律师辩护工作到底有没有错，律师同仁间应如何评判此事件？我相信律师行业内自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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