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之道——刑辩实战启示录》七十九——暴力绑架四、法庭博弈赢在证据

    第四篇暴力犯罪辩护篇

第十七章沈英等涉嫌绑架案

四、法庭博弈赢在证据

从案件事实的角度，刑事辩护可分为实体辩、程序辩和证据辩。实体辩是指从犯罪构成等实体法角度进行辩护。程序辩是指从程序是否合法、有效方面进行辩护。而证据辩，是指从证据的运用方面进行的辩护，如证据是否合法，从证据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排他性等。其中，证据辩最受职业律师的青睐，同时，它也是难度最大、最能体现律师专业水准的辩护。

这正是一起典型的证据辩的案例。

案件缘起于一场债务纠纷，“被害人”邱X钦以货物质量有缺陷为由拖欠沈英波80万货款，多次催讨无果的情况下，深陷经济困境的邱X乐决定铤而走险，与几个“同伙”对邱X钦实施非法拘禁。尽管没有参与其中，沈英波的妹妹沈英芳也因替哥哥收回货款而卷入诉讼，被检察院作为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中，控辩双方意见分歧巨大，控方指控被告人构成绑架罪，而被告人沈英波认为自己仅构成非法拘禁罪，“帮手”的沈英芳则认为自己无罪。而案件的空白点——沈英波、沈英芳是否多拿了70万，成了“两罪”博弈的关键。

存在的直接证据是未露出水面的录像带和邱X乐的证言。

70万，拿与没拿？调出2106房的录像带便一目了然。据了解，当时正好有一个录像头正对着所谓的“交款地”——2106房，如果邱X乐真的提着70万进房交款，摄像头必定捕捉到他的身影。

录像带能够原始、客观地反映是否“交款”，在本案中至关重要，而且，侦查机关向宾馆调取证据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但为什么控方没有展示？为什么辩护人当庭提出请求调查取证，法院不予理睬？

一个是非法拘禁罪，一个是绑架罪，前者判三年以下，而后者的起点是十年，量刑可是天渊之别啊！况且，此案案情复杂，人命关天。作为法官，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线索都不应放过，这是我国法治的要求，同时，也拷问着法官的职业良知。怠于取证，也许是因为侦查人员办案马虎，法官“惺惺相惜”，帮着收拾烂摊子，也许由于是法官出于有罪推定、主观臆断的惯性，认为被告人不值得保护，也许是……

但是，转念一想，如果沈英波、沈英芳真的拿了70万，又怎么会傻到主动要求法庭调取该录像呢？这可是他们犯罪的铁证啊！

假如他们不为“索债”，而是蓄谋“绑架”，为什么事前选择有摄像头的宾馆，为什么事后没有逃之夭夭？因为他们和很多正常人的想法一样，深知绑架是犯罪，而索债，即使采取不正当手段，以至于暴力手段，欠债还钱，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那70万究竟去哪了？摆在大家面前的有两种推测：要么沈英波、沈英芳拿了，要么就是“送钱人”邱X乐私吞了，嫁祸给沈英波、沈英芳。

而控方指控绑架罪所依据的证据几乎都是围绕着邱X乐的证言展开的。邱X乐自以为编造了一个符合逻辑的故事，天衣无缝、水道渠成，谁知却陷入了一场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在我们抓住他证词的前后矛盾，对他进行猛烈攻击后，他脸色苍白，双腿发抖，两眼竟然不敢直视法官。

他以下的举动让人心生疑窦：

A、明明是进入电梯不用任何登记手续，邱X乐却主动要求保安给他作了登记，这个“多此一举”的动机是不是预谋私吞70万元？是不是只进了电梯却没进2106房？

B、2106房明明在任何一门电梯21楼的出口的正右边，不用转任何弯，邱X乐却肯定地说在电梯出口的左边。如果他真的进过2106房，怎么会认错方向？

C、邱X乐说到2106房见沈芳时，只有邱X乐和沈英芳两个人，当时两人还交谈了一阵子，为什么邱X乐却说忘记了沈英芳穿什么衣服？

D、拜访XX会所住客，根本不用找服务员，21楼电梯口通往2106房的不到6米的通道上亦无服务员及服务台，邱X乐为何说与两个服务员谈话？有何证据？控方为什么没有出示？

E、70万元中有5元、50元、100元三种人民币，宽35公分，高50公分的箱子能装下吗？

邱X乐的证言存在诸多矛盾，前后不一，不能采信。另外，我们了解到邱X乐与本案本身就存在利害关系，他具有私吞70万元的重大嫌疑，因此，证言的可靠性受到严重地质疑。

控方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沈英芳参与“商定”及“叫人帮手”，因此，沈英芳不构成此案的共犯。

《起诉书》指控沈英芳参与“商定”及"“叫人帮手”。被害人及证人的证词仅仅只能证明沈英芳在沈英波对邱X钦实施限制人身自由行为前曾经在场。只有沈英波在侦查阶段的部分口供曾涉及沈英芳参与的内容。然而，沈英波已当庭否认沈英芳参与一事。究竟哪个版本是真的？沈英波突然在法庭上翻供，是不是有什么力量左右其中？如果说对沈英芳供述的前后矛盾为外来压力所致。那么，究竟是法庭施加的压力大，还是“刑讯”丑闻缠身的公安机关的震慑力强呢？谁更能逼迫被告人扭曲事实？

至于“叫人帮手”一说，控方围绕着沈英芳所谓的“开门”这一动作展开攻势。如果有证据证明是沈英芳开门，并且目的是让“绑匪”上去 “绑架”陈X江，那么，沈英芳参与了此案，但这点亦无法证实。“开门的时间点”，“谁开的门”在控方的证据中没有得到准确的体现。门是在“绑架”时开的？还是“绑架”前，门原本就是开的？是沈英芳开的门，还是“绑匪”开的门？抑或是开锁匠？这其中有诸多难以预测的可能性。本案中，控方要将沈英芳入罪，其指向沈英芳的间接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链条”，环环相扣，证据与证据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得出的结论是唯一性的、排他性的。然而，控方连最基本的事实都无法用证据支持，就凭众多的不确定因素推定沈英芳绑架的主观恶意，任意指控被告人，这种不负责任随意举证的行为，不光愚弄了我们的当事人，也愚弄了司法。

我们正是抓住了证据上的缺陷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最终为沈英芳争取到了较低的刑罚，尽管被扣上绑架罪的罪名，但“五年有期徒刑”的刑罚只是绑架罪起算点“十年”的一半。当事人对结果满意，对我们一路付出的艰辛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以至于五年后刑满释放的第一天，还满怀感激地请我们吃饭。

其实，主审法官在内心上也认同了我们的观点：给沈英芳入罪的确证据不足。但是为了兼顾检察院的利益、“两边讨好”，还是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炮制出了这样一个折中、“和谐”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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