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之道——刑辩实战启示录》二十八──经济犯罪辩护五、法院在

  第二篇  经济犯罪辩护篇

第五章 李X志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五、法院在“政治色彩”下的折衷

案情回顾：

1998年到1999年间，××省XX山河开发有限公司在李×志的大儿子李×强（另案处理）的策划下，未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便以合作开发龙眼树庄的形式，在北京、深圳、长沙市等地设立分公司，分别聘请刘×为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及深圳分公司的负责人，索×海（另案处理）为北京分公司负责人，郭×栋为北京分公司的总经理，孙×（另案处理）为长沙分公司负责人，“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然后以每5亩果园4．8万元至15万元不等的价格，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招商，“非法吸收”资金人民币4302．3938万元。其中在北京签订合同414份，吸收资金3077．948万元（其中被告人郭×栋任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期间签订合同金额773．292万元），在深圳市签订合同115份、金额1018．0938万元，在长沙市签订合同27份，金额206．352万元。

××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单位××省XX山河开发有限公司、被告人李×志、刘×、郭×栋、李×飞无视国家法律，非法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由，向××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正文：

这是一场“非典型”的实体辩官司。之所以如此，皆因“政治”色彩在作怪。

为了办理此案，我们先后到××市达十一趟，停留时间三个月左右，可谓是全身心的投入。

当事人李×志最终以取保的形式被释放了。他坚持不上诉，这说明他对判决无意见。但作为一名法律人，我认为这场官司是输了。不仅仅是我们输了，甚至，法律也输了！

一起“政治”案

从接手此案起，我们便意识到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

此案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有中央主要领导的签批、定性，是一起必须以“非法集资”“入罪”的案件。

在党政机关中，讲真话的人实在太少。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考虑着自身的利益，特别是生怕自己的意见与领导的意见相反，而得罪了领导。

固而，有了中央领导的签批，无异于提前将被告人“入罪”了。

因此，这个完全不具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构成要件的案子，本可以通过对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辩护，从而使当事人“无罪释放”，却骤然变得错综复杂。

坚持签批的正确性

中央领导的签批，于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而言，无异于莫敢不从的“圣旨”。

出于对现实国情的充分理解，我们认识到如果直接否定中央领导的意见，直接与中央对抗，便如同“飞蛾扑火”，引火烧身，不但没有帮助到当事人，还很可能会产生“反作用”。

经过对中央签批的深入研究，我们领悟到当中的“非法集资”其实是违反行政规定的行为，而不是《刑法》中的“罪”。

于是，我们“因地制宜”，在辩护技巧上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领导的签批，巧妙地将领导意见作为辩护的重要论据。

“入罪”之恶果

将当事人“入罪”，会产生“连锁反应”：

第一、农庄没法搞。此案中，被告人的农庄并不是“无中生有”欺骗群众，而是实实在在进行经营的。被告人的企业面向社会进行集资也是为了响应当时政府发展“庄园经济”的号召。

将本案被告人入罪，意味着被告人要坐牢，企业要倒闭，农庄无法继续经营。

第二、投资者会是最大的损失者。被告企业是由于未向人民银行申请、未经金融部门批准，便以合作开发果园的形式向社会募集资金而被起诉的。

然而，被告××省XX山河开发有限公司将募集回来的钱是进行庄园投资的，并没有挪作他用，也没有携款潜逃。

既然庄园正在红红火火地经营，投资者当然也是受益者。

如果农庄无法继续经营，那么，投资者可谓是“血本无归”，损失惨重。如此一来，被告人被判入监牢，也无补于事，意义荡然无存。

第三、政府没好处。农庄倒闭了，投资者血本无归了，税收也少了。这样当地政府是一点好处也没有；李×志参与招商引资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而且得到政府的支持。证据反映在：

其一，各级领导现场视察、具体指示以及其他各种场合的讲话。
　　其二，政府批文及指示。
　　其三，工商登记（为招商而出具的证明及经营范围核定）。
　　其四，直接为招商开路（市政府、公证、国土、林业等部门的指导、配合和现场游说）。

特别是对本案最关键的证据——“绿色庄园合同书”作为广而告之、众多投资者签署的格式合同，在法律上，必然认定政府知情。如果将李×志等人入罪，岂不是间接表明了政府对李×志等人的犯罪行为纵容？

广而告之

国情告诉我们，法院判案并不完全依据法律，最终的判案结果很大一部分是全局利益之博弈的结果。

于是，鉴于这起案件的性质，我们也打破常规，多次向对此案定性，给此案上锁的各级领导出具“法律意见书”，而不是什么例行公事式的申请取保、会见、与办案单位交涉等。

我们将“领导签批”的正确性和“入罪”带来的恶果向投资者和各级领导反映，让他们向法院反映。

无奈的折衷

最后，李×志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并得以取保，其他被告人也得以缓刑。

这本应无罪的案件，在我们艰辛的付出后，得来的仍是遗憾的判决。

无论从中央大政治，从国家法律，还是从地方党政部门利益角度考虑，此案都应该作出无罪判决。

我们明白，这是法院无奈之下的折衷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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