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迷信关系，在刑事案件中是非常危险的

张王宏：广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融犯罪案件辩护律师暨金融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

题记：刑事案件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接待外宾。罪重罪轻要靠证据说话，罪与非罪要靠专业判断。刑事程序是滚滚向前的，是不可逆的，当事人把自己交给关系运作，是把关系人置于泥潭，也是把自己置于危险的悬崖边，自由、财富、名誉随时会化为泡影。

一

从2018年开始的扫黑除恶，已经进入深水区，今年以来的重点是“打伞破网”。其实，强调“有伞必打，有网必破”，是十八大以来“打虎拍蝇”的继续，是进一步净化政局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伟大举措。

与这一举措相伴随的，是巨大的动荡。

据《中国经济网》最新统计，十八大以来，中央及地方省部级以上落马官员（不含企业任职）已达184人。早在2014年9月底，中央4轮巡视全部结束，实现了全国31个行政区全覆盖。

在笔者最近办案的湖北某少数民族自治县，据当地群众介绍，现任及以前共三任内的公安局一把手，都已全部被采取刑事措施，大量公安民警被波及。

这是体制内的情况，其实体制外也不安生。

别的不说，继去年南方某省知名刑事律师被吊销执业资格，当时还在不同的圈子里掀起一波小小的舆论声浪。最近，等到北方某省又一刑事律师被吊销执业证时，舆论圈也只剩一句两句转发的消息。而在这一南一北的中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一条：被吊销律师不得担任辩护人。

这就让“知名律师”停止执业后再度担任“公民辩护人”,变得不再可能。

有人说，这是一个危险的社会，危险无处不在。

以前的时候，说到危险，更多的是安全生产、食品卫生领域，让人想到的是“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甬温线浙江动车相撞脱轨”，以及三鹿奶粉、阜阳奶粉、大头婴儿。

现在，似乎慢慢转移到了工作职场了。

在笔者看来，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而这个变革，已经影响到了公众心理，不少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也在发生巨大的转变，这也是作为刑事律师近年来接办案件的亲身感受。

二

去年接办的一个私募基金非吸案，当事人家属贾山宏，因为同为潮汕老乡的妻子梁丽丽涉案委托了我。贾山宏、梁丽丽的夫妻情深让我印象深刻：贾山宏隔三差五会来律所补充给我一些材料，不时地要给梁丽丽存款、寄换季衣服。一次吃饭时，讲起自己原来曾过中央首长来穗视察时的接待工作。一边说，还一边拿出当时偷偷拍到的视频给我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刚讲完，贾山宏突然掩面啜泣，悲声哽咽道：“谁想到曾经多么荣耀，现在竟成了犯罪嫌疑经人家属…”

我这才知道，贾山宏原来是市政部门的领导。2016年中央首长来穗时，曾面对面给首长介绍花市产品培育管理。

回想起贾山宏第一次来事务所时，是由他哥哥陪同前来的。他哥胖胖的戴副金丝眼镜，很斯文，介绍情况时还不时打断他。估计来头也不小。

我很好奇，贾山宏的老乡好多在市政府、公安局任要职，为什么不找关系，反而专业律师？

贾山宏低稳的回答我至今记得。他说，法律上的事情，自己都弄不清楚，给别人说更费劲。别人如果连状况都搞不清，怎么敢帮你？哎，法律上的事情，不比其他，差一点点也可能就差很远，还有期限的问题、权限的问题，专业的事情还是找专业的人放心。实在是逃不脱的，也只能自己认了。

这个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在我们眼中是最有关系的，反而不信关系信专业，这是让我颇感慨的一件事。

我想，这说明社会公众的心理，正在起某种变化。也或许，包括遇事找关系在内，这种不透明、不文明破坏法治规则的陋习，正是目前的社会变革所要改造的对象。

委托人既然信任我们专业，我们当然要认真卖力地工作来回报。

梁丽丽的案子，在侦查阶段还是批捕了。到了审查起诉时，阅卷、写阅卷笔录，近百卷的材料，最后形成了不起诉意见、调取新证据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和取保申请等三份法律文书。

今年4月19日，在被羁押6个月又两天后，梁丽丽被成功取保，恢复了自由。

当然，目前为止，梁丽丽的并非法律上严格的无罪。

三

北京的胡桐与李盼盼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胡桐因为妻子李盼盼涉非吸案被拘，通过网络找到我，前后沟通了五、六次，春节刚过，确立了委托关系。刚开始接触时，胡桐总问我找关系的事情。

原来，李盼盼的上司刘强，在出事后找到胡桐。

胡桐说，刘强前后介绍了好多人，“不下10个”。其中有个大胖子，官二代的模样，穿戴都是名牌。坐下来开口就要N十万。胡桐问胖子怎样操作？胖子回答说，肯定得找公安的领导，“然后您就甭管了，反正到时候人出来。”

胡桐心里打鼓，拒绝了。跟我讲的时候，是刘强又刚刚来找过，这次说过了元宵节出来，钱也是N十万，比上次的少了些。

 迷信关系，是当事人家属焦虑心理的普遍出口。见得多了，我知道一下子不好说破，特别是第一次见面，要避免反感。

于是我说，北京的环境我不清楚，我也不反对您找，但我作为律师是不介入的。

胡桐小眼睛眨巴眨巴，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我觉得不可信！现在哪有什么是关系可以摆平的，何况是刑事案件。”

第三次和我说起找关系，是在元宵节过后，原因是刘强又找到他，这次说是五天后就出来。他同样想知道我的意见。

我当时在电话里就笑了。我说：胡总，您自己其实可以捋一捋。刘强第一次找你，说过几天就出来，您没答应。然后，说过了元宵节出来，现在又说过五天。这公安局真是他家开的？收钱就能办事，时间还能掐算得这么准？有没有解释一下，元宵节没有出来的原因？能不能解释下时间算的这么准，是按什么算的？我劝您，有空时可网搜下一篇文章，《北京的饭局和骗局》，法律行业的事您不了解我可以帮忙，建议这样的问题以后可以自己处理了。

从这以后，胡桐还真没再提过刘强找他。

3月中再去见李盼盼，李盼盼说，经侦来提审过了，中间告诉他，刘强给抓进来了。

这太讽刺了！这样的情节，估计莫言都不敢写进小说，怕读者嫌太假了，但这就是比小说还讽刺的真实。

也可能有人觉得胡桐太傻了，这么简单的骗局还用问别人？其实，“当局者迷”，真正在自己最亲的人被抓，人在抓狂状态下，真不是旁观者轻松观望，所能理解的。

现在，距离刘强被抓已经过去5个月，案子到审查起诉阶段快两个月了。根据看到的卷宗，刘强作为涉案公司的总经理，在检察院出具给公安局的《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里，是列名第一组要求缉拿归案的人物，而这份文书，是2月3日，也就是过年前出的。

算算时间，刘强那时还忙着给别人找关系呢。其实，当时就该替自己多操操心，现在连自己都搭里面了。话说回来，他这关系自己都保不了，真是没卵用。

四

胡桐为什么在我介入前，就这么笃定地不相信刘强找关系呢？

后来沟通多了，我觉得这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胡桐是河北来京发展的“京漂”。靠自己的美术特长，以前在外资公司任高管，现在国内一知名私企做总监，私下还有自己的公司。胡桐因工作原因，要频繁地国内、国外飞，前几年在日本小住更是家常便饭。他所有的环境和经历，让他更相信文明、公开的法治规则，对暗箱操作的关系帮忙极端抵触。

我相信这种信任文明与法治，已成为一种趋势，而时代的发展，正在奖赏那些内心笃定、相信法治文明的人。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案子。

去年北京的另一个非吸案，当事人家属牛娟，是从湖北来北京发展的，她从自己的财会专业联想到律师的专业，只用了一小时就作了决定。通过网络认识后，在侦查阶段委托了未曾谋面的我。牛娟的先生焦日舟，也是非吸罪给抓了。虽然焦总是涉案公司的在册股东，也有分红，但没有参与实际管理。在我介入二十多天后，经过艰辛的沟通，终于在被刑拘37天时被取保释放。今年初，因为李盼盼的案子到北京时，牛娟还和焦总一起，一家人请我吃饭。之后的5月6日，公安给焦总办理了取保手续，实现了真正的无罪。

近年来，也有不少当事人，因为朋友好心介绍关系，结果耽误了案子处理。像广州增城的P2P平台中介的崔总、白云P2P平台被控非吸的梁泽，两人都有自己的公司。都是广东、湖南下面县市里，土生土长来广州发展的“老板”。崔总案发后，先通过朋友找了一个“洪院长”，言之凿凿37天能出来，结果一拖再拖，发现被骗后才找到我，虽然全力作了无罪的辩护，但可惜时日迁延，现在开庭已过三月，判决仍未出，虽然结果可能是轻判，但呆在看守所的日子真不好过。梁总在被抓前，找了当地政法委的一帮朋友出主意，也听了我意见，但对我的自首建议置之不理，换了手机和住所玩失踪，结果住酒店时被抓。虽然本质上他是无罪的，可这一跑坏了事，后面的专业辩护，把公安阶段的排名第一的嫌疑人，变成了检察院阶段倒数第一的被告人。去年底开庭后，上周终于出了结果：一年十个月。

这样残酷的结果，或许是对漠视法治规则者的一种惩罚。

五

有时候，找关系还有一种副作用，也就是被找的人，明面上是帮你的，但对你的出价、行为或找专业律师极不满意，表面上也不能讲，背地里帮倒忙，也会坏事。

最近刚从湖南回来，长沙原某银行行长梁花涉夸客财富非吸案，还在侦查阶段。之前托了法院朋友的关系，在公安、检察院打听，拿了一堆模棱两可的意见，又委托了我。

梁花经历了上海、长沙两次立案、两次取保和一次解除取保，案子是有明显问题的，前天突然接到通知，又被收拘了。因为暗箱不透明，也无法对质被收拘的原因，但找关系的副作用不可不防。

六

今年以来，接的案子跟去年有很大不同。

去年的案子，基本是“第一手”律师，介入早，问题发现的早，收效好，比如北京的焦日舟、常州的史菊英、广西的蒙某某等。近4年来共有16个，都在侦查阶段释放，其中14个最终是无罪的。

麻烦的是今年的案子，基本都是网上慕名找来，相信专业可以帮忙，都换掉了之前的律师，但因为之前的找关系或所托非人，耽误了时间。最近的一个好消息，是最近梁泽判了，这个总涉案金额2.7亿的P2P非吸案，梁泽是原来排名第一的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改到了倒数第一（后来抓了又一个嫌疑人垫后，梁泽又变成倒数第二），判决结果是1年10个月，再过一个多月就自由了。但本来可以更早释放的事情，怎么说，也让人高兴不起来。

到现在为止，中途换掉我的也有，松原的岳女士、江苏常州的滕中吉，原因是公司或家属内有人不认专业认关系，但我也在心里祝他们顺利，因为依专业的判断，他们的案子也是有问题，希望后续的律师能真正帮到他们。

做律师久了，找关系差不多成了案件之外，和家属沟通时的必谈内容。

有时，因为交情不深，也不便多说，但在内心，我是“一根筋”地相信专业，这种“一根筋”的执拗，是从实践中来的：这4年里，亲办了32人的无罪、取保案子，其中，审判阶段一重罪无罪、审查起诉阶段重罪无罪各1，侦查阶段取保16，无罪14，还有，审查起诉阶段取保共15人（是否无罪未有定论）。如果不是专业的介入，真不知这32人现在会是怎样的境遇。

托人、找关系，都是熟人之间基于信任的好心，但为什么暗箱的找关系经常坏事呢？和胡桐交谈时，他的一句话启发了我：“现在哪有什么是关系可以摆平的，何况是刑事案件。”

是啊，刑事案件，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接待外宾。罪重罪轻要靠证据说话，罪与非罪要靠专业判断。刑事程序是滚滚向前的，是不可逆的。当事人把自己交给关系运作，是把关系人置于泥潭，也是把自己置于危险的悬崖边，在这场零和博弈中，错误的选择找关系，自由、财富、名誉随时会化为泡影。

我想，或许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危险的时代，包括被认为有关系的人，其实都有TA不可预知的危险。有关系的人与需帮助的人，在法治的天平上，形成了一种无法信任的囚徒心理：金钱、关系，作为反法治的力量，必然地被贴上危险的标签，作为被找的人，自然会选择利益最大化：不动用关系+可能时安全地收钱。但这样只收钱不办事的结果，自然是无事无补、贻误战机，还不如顺其自然无所作为。这样花出去的关系钱，真不如烧香拜佛，来的现实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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