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参考》中诈骗犯罪无罪裁判要旨及裁判理由统计大全

肖文彬：诈骗犯罪大要案辩护律师、广强所副主任暨诈骗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

周淑敏：广强所诈骗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研究员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01

刑事辩护律师首先应当具有无罪思维，用无罪的视觉审视案件，才会在最大限度发现当事人无罪的理据，再根据案件的事实与证据，制定无罪辩护方案，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就诈骗犯罪（即诈骗类犯罪）而言，客观上，行为人未实施诈骗行为，则不可能构成诈骗罪；其次，即使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其主观上的犯罪故意及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人依法也不构成诈骗罪。

另外，司法实务中也不乏存在将经济纠纷、民事欺诈与诈骗罪混同，通过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的情形。辩护律师如何界定民事纠纷、民事欺诈、诈骗犯罪？如何进行有效辩护？如何把握当事人“无罪”的核心辩点？不仅关乎当事人合法权益，使无罪之人不受司法的错误追究，同时也是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维护司法机关公信力的要求。

为此，笔者从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中收集了有效的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无罪判例5篇，从中归纳总结出核心的无罪裁判要旨及无罪裁判理由，以权威的无罪判例作为无罪辩护的有效指引。 

02

案例一：朱某某合同诈骗案

案号：刑事审判参考第 1076 号指导案例

裁判要旨：本案证据无法证实朱某某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及马某某因朱某某的行为而遭受财产损失，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朱某某构成犯罪。

裁判理由：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具体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本案认定朱某某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证据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应宣告被告人朱某某无罪。理由如下：

（一）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朱某某具有非法占有借款的主观目的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而言，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合同本身的履行，而在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认定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是关键。非法占有目的既可以存在于签订合同时，也可以存在于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应当根据其是否符合刑法所规定的具体行为，并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列举了四种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结合司法实践，除了上述四种情况外，具有以下情况的也可认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

(1)为了应付对方当事人索取债务，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又与其他人签订合同筹措资金，以后次骗签合同所获得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归还前次欠款的；

(2)起初确实只是为了解决一时资金困难，采取欺骗手段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以暂时获取周转资金，但在有能力归还资金的情况下却故意久拖不还的；

(3)收到对方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后，不按合同约定内容履行合同，如组织约定货源、提供约定服务等，而是用于炒股或其他风险投资的；

(4)通过签订合同获取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后，挥霍浪费，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

(5)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故意夸大自己履行合同的能力，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与自己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又不积极努力设法创造履约条件履行合同以避免对方经济损失的。

从本案来看，被告人朱某某的行为不属于上述所列举的非法占有的几种情形，在案证据也无法证实朱某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首先，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朱某某与马某某的借款、还款情况，二人借款、还款的事实不清。本案证据显示，朱某某与马某某之间的借款、还款关系，只有二人口头的表述，马某某主张朱某某借其 550 万元，朱某某虽认可这一数额，但提出其在借款后陆续还款。朱某某到底向马某某借款多少，又偿还了多少借款等情况，朱某某与马某某均各执一词，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从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来看，马某某对于如何将 550 万元给付朱某某的陈述相互矛盾，一说全部是现金支付，一说部分现金、部分通过银行汇款。通过核实汇款记录，朱某某与马某某之间款项来往较多，且二人对于大部分汇款款项不能说明具体哪些是借款，哪些是还款，因此无法认定案发前的具体借款数额。

其次，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朱某某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具有非法占有借款的目的。关于二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目的，朱某某的供述和马某某的陈述不一致，朱某某供述是马某某提出签订合同的，是应付马某某的债权人的权宜之计。而马某某陈述，签订合同是朱某某提出，是在马某某多次向朱某某催还借款后，朱某某提出以其公司出售的房屋以房抵债。如果依马某某所言，二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是为了以房抵债，那么作为标的额有500 多万元的房产合同，无论是谁在签订时都应当谨慎，至少会去实地考察房屋是否真实存在，房屋的位置、状态等。但是朱某某和马某某均未提到在签订合同时曾现场看过房屋，证人李某某、周某的证言也证实，朱某某和马某某签订合同时只是由李某某打电话给周某填写了房屋门牌号和面积、价格，二人均没见过马某某看房。因此，马某某陈述的真实性令人怀疑。

综上，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朱某某在与马某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具有非法占有借款的主观目的。

（二）在案证据无法证实被害人马某某因与被告人朱某某签订合同而遭受财产损失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在逻辑上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且利用了合同的，就成立合同诈骗罪。所以，参照普通诈骗罪的构成模式，合同诈骗犯罪的构成模式应当为：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而签订合同→依据合同而处分财产→斗行为人或第三人获得财产→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之所以有观点认为被告人朱某某构成合同诈骗罪，是因为本案中朱某某确实实施了一定的欺诈行为，即隐瞒了与马某某签订合同的 23 套房屋已经售卖的事实，且马某某由于朱某某隐瞒真相的行为，确实误认为该 23 套房屋并没有卖出，从而二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朱某某具备了“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而签订合同”这两个合同诈骗罪的阶段性行为。但是，我们认为，能否构成合同诈骗罪还要看是否有后续的三个阶段的行为，缺少任何一个阶段的行为都是无法成立合同诈骗罪的。

（三）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害人马某某依据合同而处分了财产，被告人朱某某也没有因签订合同而获得财产，马某某亦未受到实际的财产损失。具体来说：

(1)从二人签订的合同来看，房屋买卖合同在内容、签订时间等主要项目上均不一致，有较大差异，且马某某的签名存在明显的瑕疵，因此，合同本身的真实性存在疑问。

(2)即使认可朱某某和马某某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但二人均承认在签订合同时马某某并未向朱某某支付购房款，银行交易明细查询结果单也证实，在签订合同期间马某某没有向朱某某转账，朱某某在没有实际收到购房款的情况下给马某某出具了收款收据，因此，马某某并没有基于房屋买卖合同而支付 543万余元的购房款，也即马某某并未处分财产。

(3)朱某某并未因签订合同而获得财产。获得财产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积极财产的增加，如将被害人的财物转移为行为人或第三者占有；二是消极财产的减少，如使对方免除或者减少行为人或第三者的债务。但本案中，如前所述，朱某某没有实际收到 543 万余元的购房款，在案证据无法证实马某某向朱某某承诺了因签订购房合同而免除其债务，或者出具了借款已结清的书证等，因此朱某某也没有因为签订合同而免除债务。

(4)马某某的财产并未受到损失。合同诈骗罪的成立要求被害人因签订、履行合同而遭受财产损失，本案表面看似乎是马某某受到了财产损失，因为朱某某向其借款而未还；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朱某某向马某某借款发生在二人签订合同之前，即使朱某某借钱不还使马某某遭受损失，但这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本身并无因果关系，因此，马某某并未因签订合同而遭受财产损失。公诉机关仅依据房屋买卖合同认定朱某某的诈骗数额为 5 430 023 元是错误的。

综上，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人朱某某在签订合同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被害人马某某亦未因朱某某的行为而遭受财产损失，原审法院宣告朱某某无罪是适当的。

03

案例二：陈玉泉、邹臻荣贷款诈骗案

案号：刑事审判参考第 100 号指导案例

裁判要旨：被告人邹臻荣不具有非法占有银行贷款的故意，认定其构成犯罪的事实依据不足。

裁判理由：被告人邹臻荣伪造企业印章的事实存在，其行为亦为盛泰公司诈骗银行贷款提供了条件，但因其行为时间不能具体确定，鉴于追诉时效的规定，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邹臻荣除伪造印章外未实施借贷及使用、占有贷款的行为，不具有非法占有银行贷款的故意，认定其构成犯罪的事实依据不足。

案例三：郭建升被控贷款诈骗案

案号：刑事审判参考第 88号指导案例

裁判要旨：原审被告人郭建升无个人非法占有贷款的犯罪目的和犯罪故意及诈骗犯罪行为。

裁判理由：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郭建升身为集体所有制和其他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行使法定代表人职权，以本公司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过程中，虽在财务报表中对部分数字的申报有推算和虚假成分，但不影响其代表本公司与银行签订的贷款人民币 300 万元的借款的效力，且此项贷款业务已由有关单位提供经银行确认为真实、有效的担保保证，郭建升亦最终将贷款人民币 300 万元分别以现金形式或者以所购房产用作贷款抵押等方式用于了企业经营活动，而并非用于其个人经营活动及挥霍；贷款未能如其归还，确因郭建升等人对公司、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所致，但该公司始终表示将尽快归还贷款本息，且担保单位亦未拒绝承担担保责任。

根据 1997 年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客观方面必须实施了下列行为之一：

(1)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

(2)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

(3)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

(4)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

(5)以其他方法 诈骗贷款；主观方面必须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构成贷款诈骗罪，不仅要看其是否具有前述行为之一，而且还要看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关于如何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最高人民法院 2001 年 1 月 21 日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指出：“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7)其他非法转移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

 在本案中，被告人郭建升身为集体所有制和其他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过程中，提交的财务报表对部分数字的申报有推算和虚假成分，尽管不影响其代表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贷款人民币 300 万元的借款的效力，且此项贷款业务已由有关单位提供经银行确认为真实、有效的担保保证。但是其利用含有虚假项目的财务报表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行为，可以认定归属于贷款诈骗的“其他方法”的。但是该行为是否构成贷款诈骗罪，还必须进一步借助其他的行为事实来证明郭建升主观上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

综合本案中贷款的使用、不能归还贷款的原因以及郭建升对偿还贷款的主观态度等事实来分析，并不能证实郭建升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之中以及取得贷款之后具备“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具体来说，郭建升最终将贷款人民币 300 万元分别以现金形式或者 以所购房产用作贷款抵押等方式用于了企业经营活动，而并非用于其个人经营活动及挥霍；贷款未能如其归还，确因郭建升等人对公司、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所致，但该公司始终表示将尽快归还贷款本息，且担保单位亦未拒绝承担担保责任。因此，利用含有虚假项目的财务报表进行申请贷款，能否认定为“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而构成贷款诈骗罪，关键在于结合案件的其他事实来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备“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根据《纪要》的上述精神，分析本案中对郭建升行为的不同定性，检察院主张郭建升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并构成贷款诈骗罪，显然是未能正确区分贷款诈骗罪(刑事违法行为)与贷款诈欺(民事违法行为)在主观方面的界限，而法院认定郭建升因主观上不具备“非法占有目的”而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则准确地把握了两者主观方面的界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活动领域的扩大，贷款不能归还的风险也可能加大，贷款纠纷也会增加。因此，要准确区分贷款诈骗与贷款纠纷的界限。特别应当注意的是，根据《纪要》的规定，对于合法取得贷款后，没有按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到期没有归还贷款的，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对于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不具备贷款的条件而采取了欺骗手段获取贷款，案发时有能力履行还贷义务，或者案发时不能归还贷款是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因经营不善、被骗、市场风险等，不应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总之，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不能单纯以贷款不能归还而按金融诈骗罪论处。

综上，原审被告人郭建升在向银行为本公司申请贷款人民币 300 万元的过程中，确无个人非法占有贷款的犯罪目的和犯罪故意及诈骗犯罪行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郭建升在本案中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所作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有关法律认定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郭建升犯贷款诈骗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案例四：吴晓丽贷款诈骗案

案号：刑事审判参考第95号指导案例

裁判要旨：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吴晓丽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欺诈行为。

裁判理由：关于贷款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认定

（一）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贷款诈骗与贷款欺诈的关键

      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较大的，构成贷款诈骗罪。而贷款欺诈通常属于贷款纠纷，是指因贷款人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采取了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而产生的经济纠纷。

从具体行为方式来看，贷款诈骗与贷款欺诈有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例如，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等等。也就是说，贷款欺诈行为也可以表现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列举的五种情形。但是，在法律责任上，二者有重大的差别：诈骗贷款数额较大的，构成贷款诈骗罪，须承担刑事责任；而通过欺诈方法获取贷款，即使数额较大，到期不能归还，如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那么，如何区分贷款诈骗罪与贷款纠纷？

本院认为，区分的标准主要应从借款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上来分析。“非法占有的目的”属于行为人主观上的心理活动，往往通过其客观行为表现出来。从行为人具体实施的客观行为事实来判断，某些行为本身就足以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例如，行为人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从金融机构获取贷款后，携款逃跑的，这一行为本身就直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某些行为本身尚不能直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例如，编造引进资金的虚假理由取得贷款，使用虚假证明文件取得贷款等，而只能间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并不能直 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还必须借助相关的客观事实来加以分析认定。至于查明行为人在实施了某种间接表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能性的行为之后，还需借助哪些具体客观事实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确实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根据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来加以分析。至于如何具体认定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目的”，在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已提出明确意见：“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存非法占有的目的：

(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

(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

(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7)其他非法转移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

也就是说，判断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客观事实：其一，行为人是通过欺诈的手段来取得贷款的；其二，行为人到期没有归还贷款；其三，行为人贷款时即明知不具有归还能力或者贷款后实施了某种特定行为，如携款逃跑，肆意挥霍贷款，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贷款，等等。只有在借款人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时，才能认定借款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若借款人所实施的行为欠缺上述条件之一的，一般不能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认定上诉人吴晓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不足

 从本案的事实来看，上诉人吴晓丽是否构成贷款诈骗罪，一是要分析吴晓丽是否实施了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列举的四种具体行为或者吴晓丽所实施的行为能否归属于“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二是要认定吴晓丽在主观上是否具备“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具体来说，吴晓丽在多次贷款的过程中，并没有采取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列举的四种具体行为方式来取得贷款。另一方面，吴晓丽在贷款的过程中以及在得到贷款之后，并不具备“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尽管她在贷款到期后，经两个信用社多次催要，不仅没有偿还借款，而且利用抵押合同的瑕疵又擅自将抵押物再次转让，得到转让收入后又不用来偿还贷款。但是，这些事实尚不能直接证明吴晓丽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至多只能表明吴晓丽在主观上具有占有贷款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借助其他的客观事实来加以分析认定。从本案的事实来看，吴晓丽并没有实施《纪要》中列举的第(2)至(7)项的行为，也不属于第(1)项“明知没有归还能力”的情形。相反，吴晓丽试图通过诉讼手段欲将抵押物收回，最终因法院确认其与盖州市亚特塑料制品厂的转让合同有效而未能如愿，以致吴晓丽不能再用抵押物来偿还贷款。因此，上述客观事实反而能够证明吴晓丽在主观上不具备将贷款占为己有的目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对吴晓丽不定贷款诈骗罪是正确的。

上诉人吴晓丽于 1997 年 12 月 8 日，用盖州市镁厂 1404 平方米厂房和机器设备作抵押，与盖州市城建信用社签订贷款 250 万元的借款合同。1997 年 12 月 24 日，吴晓丽以营口佳友铸造有限公司的名义，用盖州市镁厂 2214 平方米厂房作抵押，与盖州市辰州城市信用社签订 310 万元的借款合同。上述贷款合同到期后，经两个信用社多次催要，吴晓丽均没有偿还借款。1998年 9 月 3 日，吴晓丽擅自将镁厂的全部建筑物及厂区土地(包含上述两项贷款抵押物)作价人民币 400 万元，一次性转让给盖州市亚特塑料制品厂厂长王晓春，并对王晓春隐瞒了镁厂已有部分建筑抵押给信用社的事实。吴晓丽从转让镁厂中收到王晓春分期给付的300 万元现金，但未用于偿还贷款。1998 年 10 月 17 日，吴晓丽以盖州市镁厂名义向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盖州市亚特塑料制品厂，要求认定其与王晓春之间的转让合同无效。后该案经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定吴晓丽与两家银行所签订的抵押合同因未到有关部门登记而无效，吴晓丽与王晓春之间所签订的转让合同合法有效，至此造成银行不能通过抵押的财产收回贷款。吴晓丽所欠银行贷款的本金及利息在二审期间已由其弟全部代为还清。

本院认为：上诉人吴晓丽在贷款当时没有采取欺诈手段，只是在还贷的过程中将抵押物卖掉，如果该抵押是合法有效的，银行可随时采取法律手段将抵押物收回，不会造成贷款不能收回的后果；且吴晓丽在转让抵押物后，确也采取了诉讼的手段欲将抵押物收回，因认定抵押合同无效才致使本案发生，故对吴晓丽不构成贷款诈骗罪的上诉理由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上诉人吴晓丽犯贷款诈骗罪不能成立。

案例五：张福顺贷款诈骗案

案号：刑事审判参考第306号指导案例

裁判要旨：原审被告人张福顺以欺诈手段获取银行贷款，亦未按合同约定使用贷款，但张福顺将贷款用于购买固定资产和期货投资，并能积极寻找偿还贷款途径，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银行贷款的目的证据不足，因此，对张福顺的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论处。

裁判理由：经济生活中，有的行为人为申请和获取银行贷款，可能或多或少地使用欺诈手段，因此，在审理因出现资金风险或者造成经济损失而形成的金融借贷纠纷案件时，尤其应注意区别贷款民事欺诈行为与贷款诈骗犯罪，准确把握贷款诈骗罪与非罪的界限。贷款民事欺诈行为与贷款诈骗犯罪主观上都意图欺骗金融机构，客观上均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欺诈行为，二者区别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金融机构贷款的目的。2001 年《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对于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不具备贷款的条件而采取了欺骗手段获取贷款，案发时有能力履行还贷义务，或者案发时不能归还贷款是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因经营不善、被骗、市场风险等，不应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

要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必须首先明确“非法占有”的内涵。我们认为，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不仅是指行为人意图使财物脱离相对人而非法实际控制和管领，而且意图非法所有或者不法所有相对人的财物，为使用、收益、处分之表示。因此，不能单纯以行为人使用欺诈手段实际获取了贷款或者贷款到期不能归还，就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而应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对行为人贷款时的履约能力、取得贷款的手段、贷款的使用去向、贷款无法归还的原因等方面及相关客观事实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以准确界定是贷款欺诈行为还是贷款诈骗犯罪。

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的案件事实可归纳为：1996 年，被告人张福顺利用虚假的产权证明，重复抵押获取银行贷款 200 万元，其中 100 万元用于炒期货并发生亏损，另外 100 万元用于购买东福工程塑料有限公司。经银行多次催要，张福顺均未还款。1998 年，张福顺欲通过转让东福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实施以贷还贷，转让过程中因银行不同意而案发。从法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看，张福顺确实是采用欺诈手段，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获取了银行贷款，且贷款后擅自改变贷款用途，并未将贷款用于偿付货款，而是用于购买固定资产和炒期货，但综合全案事实，并不能认定张福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理由是：

     1.从贷款时的履约能力看，一方面，张福顺有花费 200 余万元购买并获得产权的港城信用社大楼，另一方面，有花费 250 万元购买并获得产权的东福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可见，张福顺具有履约能力。虽然，张福顺用同一座楼房抵押贷款四笔，但除起诉的这一笔外，其他三笔有两笔已归还，另一笔属正常贷款，也归还了近半数(本金)。

 2.从贷款用途看，张福顺无挥霍、恶意处分或者携款潜逃的行为，而是用于经营活动和购买工厂。对于行为人利用欺诈手段取得款物后用于经营活动，即使是高风险的经营活动，如炒股、炒期货、开发房地产等活动，造成资金客观上无法归还的，如果无其他证明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事实，也不能以金融诈骗犯罪处罚。

 3.从还贷情况看，张福顺欲将东福工程塑料有限公司转让给杨黎鹰，及双方与农行民族路办事处协商以该公司的土地及厂房抵押贷款 200 万元，并以贷还贷，是张福顺、杨黎鹰和民族路办事处的真实意思表示。东福工程塑料公司的土地经秦皇岛市土地评估咨询事务所估价，价值人民币 1，347，006 元，其房产 1977．33平方米，虽未经权威部门估价，但民族路办事处认可其价值 150万元。可见，张福顺是在积极寻找途径偿还贷款，而且其曾于 1997年 3 月归还利息 7．3 万元，张福顺并无拒不偿还贷款的行为。

综上，张福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银行贷款的目的，其行为并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因此，一、二审法院经过重审宣告张福顺无罪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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