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陷警门”事件之黄山祁门民警刑讯逼供案二审之刑事上诉状（王晖）

安徽“陷警门”事件之黄山祁门民警刑讯逼供案二审

方卫辩护人：金晓晖、王思鲁律师；王晖辩护人：毛立新、朱明勇律师；律师团秘书：苗春健律师

刑事上诉状（王晖）

上诉人：王晖，男，1977年某月某日出生，身份证号341XXXXXXXXX，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人，汉族，大专文化，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一中队民警，住安徽省祁门县祁山镇某路某号。现羁押于和县看守所。

上诉人因故意伤害罪一案，不服安徽省含山县人民法院（2011）含刑初字第00109号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撤销含山县人民法院（2011）含刑初字第00109号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被告人无罪。

上诉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实施了刑讯逼供行为，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缺乏事实依据

（一）上诉人主观上不具有刑讯逼供的故意

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在主观上，行为人必须具有以下犯罪故意：一是故意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二是以逼取口供为目的。两个主观条件缺一不可

本案一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刑讯逼供的主观故意明显”，缺乏事实根据。具体如下：

1、

2、上诉人将熊某军带至办公室做思想工作，起因是熊某军不愿配合辨认现场。这一点，有同行的副大队长王某奇可以证明。同时，将熊某军带回公安局做思想工作，也未违反相关规定。

3、在做通熊某军的思想工作后，熊主动交代另外3起犯罪事实，上诉人作为侦查员，不可能不制作讯问笔录，否则即为渎职。况且，上诉人是在向副大队长王某奇汇报后，按照王某奇指示制作笔录。这一点，王某奇的证言可以证明。

4、当晚制作的讯问笔录，明确记载了做思想工作的过程。

5、讯问、指认现场、做思想工作，都是侦查工作的组成部分，不可能截然分开。对此，一审判决书也予以认可。在辨认现场时，根据情况变化调整工作方式和内容，甚至进行必要的讯问，都是正常的执行职务行为，并无违法、违规。

6、从逻辑上讲，即便在做思想工作或指认现场过程中有讯问行为，亦属正常履行职务，并不能由此得出上诉人具有“刑讯逼供的主观故意”的结论。

7、上诉人当晚未将熊某军送回看守所还押，原因有二：一是出于方便考虑，因第二天还需继续去辨认现场；二是对提解出所的犯罪嫌疑人，当时并无必须回所过夜的强制性规定。另外，由于上诉人带熊某军到局办公室的目的是为了做思想工作，让其配合开展指认现场工作，而非审讯，且公安局的审讯室当时尚未实际投入使用，所以未将熊某军放在专用审讯室。这一系列过程中，上诉人的行为均系依法履行职务，并无违法和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刑讯逼供的主观故意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缺乏事实依据。

（二）上诉人客观上也未实施肉刑或变相变相肉刑

一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将犯罪嫌疑人熊某军长时间约束在非制式的铁椅上，致其处于冻饿状况下，在非审讯室进行讯问，应属逼供行为”，亦与客观事实不服。具体如下：

1、上诉人将熊某军约束在审讯椅上，系依法使用警械。根据公安相关规定，审讯椅属约束性警械。另据相关规定，上诉人在看押、审讯熊某军时使用审讯椅等警械，完全合法。至于审讯椅系“非制式”，那是因为在2010年12月之前公安部并无审讯椅的统一标准，此前全国公安机关使用的审讯椅，均属“非制式”。更何况，本案涉及的审讯椅，是祁门县公安局于十几年前统一制作、下发给各办案部门使用的，即使审讯椅存在问题，也不能要求上诉人为此承担责任。作为办案民警，上诉人既不能以审讯椅“非制式”为由而拒绝办案，也不可能自己去找一张“制式”的审讯椅来办案。

2、所谓“长时间”固定体位，并不存在。一方面，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对使用约束性警械的持续时间，并无明确限制；另一方面，在约束过程中，熊某军有过2次休息（18时、24点左右小便、喝水），戒具全部打开，每次持续数分钟，并非“长时间”固定体位。

3、作为刑讯手段的“冻”、“饿”等行为，必须是行为人为逼取口供而主动实施。而本案诱发熊某军潜在性心脏病变、导致其死亡的“冻”、“饿”，均非上诉人故意实施。相关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曾给熊某军准备晚饭，中间也曾让其吃饼干，但熊某军不吃；关押熊某军的办公室，空调、电火桶均已开启，室内温度正常。因此，上诉人不存在故意对熊某军采取“冻”、“饿”等变相肉刑的行为。

综上，上诉人对熊某军使用约束性警械的行为，完全系依法履行职务，且未对熊某军实施不让进食、减少衣物等“冻”、 “饿”行为。一审判决书认为上诉人对熊某军的约束行为是故意使用刑具，并对熊某军的“冷”“饿”状况采取放任态度，显然缺乏事实依据。

二、一审判决关于熊某军死亡与上诉人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有误

一审判决将上诉人对熊某军使用“非制式”审讯椅进行约束的行为认定为积极的加害行为，而如前所述，上诉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对熊某军身体进行约束，属合法履行职务，不具有违法性。在合法使用警械的前提下，无论该约束行为是否会带来伤害后果，均不能认定其为非法。至于所谓“长时间”固定体位，前已指出，亦根本不存在。

另外，关于“饿”与“寒”，如前所述，上诉人并未故意对熊某军采取“冻”、“饿”行为，室内温度亦正常。一审判决为了说明熊某军受冻，认为“从生活常识来看，室内开着空调、电火桶，热空气在上，冷空气在下，造成寒气袭人”，纯属牵强附会，有违经验法则。至于熊某军的衣着，其在看守所时即如此穿着，属正常穿着，谈不上“衣着单薄”。如此穿着，在室内空调、电火桶均打开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寒气袭人”，并能够导致其死亡？这又是什么样的“生活常识”？

需要指出，关于熊某军是否受冻，在本案中始终存疑。对法医鉴定以“立毛肌收缩”、“胃粘膜出血点”等为依据认定熊某军受冻，辩护人在一审时就提出了质疑，并要求重新鉴定。根据法医学知识，上述症状完全有可能是其他因素所导致：

1、“立毛肌收缩”。即皮肤立毛肌发生尸僵，使皮肤呈鹅皮状。立毛肌尸僵，常见于腿部、前臂两侧、腰部和臀部。最早在死后30分钟出现，多数在死亡后5-6小时发生。溺死或是受寒是皮肤立毛肌尸僵的重要原因。但非溺死或未受寒冷刺激的尸体，尤其是新鲜尸体，在遇到寒冷刺激时，也可有鹅皮状改变。（参见黄光照、麻禾昌主编：《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大全——法医病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2、“胃粘膜出血点”。在猝死或者在其他应激情况下，会出现“胃粘膜出血点”（术语：“应激性胃出血”）；消化道疾病也可导致胃粘膜出血点。但这不是受冻的生理特征。根据法医病理学，冻死或者生前受冻尸体的胃，会出现粘膜糜烂伴弥漫性点状出血，但熊某军的尸检并未发现胃粘膜糜烂表象。

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在对熊某军死亡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时，存在错误，并未排除其他可能性。首先，熊某军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其潜在性心脏病；而诱发潜在性心脏病变的诱因，除了饥饿、寒冷外，还有众多不确定因素，比如恐惧、激动、疲倦等等。本案法医鉴定，并不能排除其他因素诱发潜在性心脏病变，即并不能确证“饥”、“寒”一定是死亡诱因。退一步说，即便能够排除其他因素，将“饥”、“寒”认定为死亡诱因，这也并非上诉人的行为所导致。根据一审查明的情况，在看押过程中，上诉人已经尽到了应尽的注意义务，如给熊某军准备晚饭、打开空调、电火桶取暖等，因此，不应对所谓“饥”、“寒”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三、一审审理期限严重超期，程序违法

本案于2011年10月28日起诉到含山县人民法院，2011年12月8日开庭审理，直至一年多之后，才于2013年1月18日才作出一审判决，2013年2月17日才予宣判。一审审理，严重超法定审限、超期羁押，程序严重违法。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实施了刑讯逼供罪行为，并以故意伤害（致死）罪定罪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程序严重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该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无罪。

此致

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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