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律时评】解读最高法发布的三起性侵害儿童案例

事件回顾：社会对“奸淫幼女事件”已高度敏感，最高院对此有所“回应”是顺理成章之举。但这恰好反映我们的社会“人治”色彩浓重。学校内性侵学生案件层出不穷，根源应在家长、学校和社会上，单靠司法上重刑重判，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学校内性侵女学生犯罪现象猖獗的局面。司法有其不能承受之重。

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为加大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公布了吕善交强奸、抢劫、盗窃案，高恩军强奸案，吴茂东猥亵儿童案等三起性侵害儿童犯罪的典型案例。

吕善交强奸、抢劫、盗窃案

吕善交犯强奸、抢劫、盗窃案被核准、执行死刑，在法律适用方面争议不大，律师辩护空间有限，值得关注的是学校和教育部门应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的问题。2009年9月18日至2010年4月29日期间，竟然让吕善交在邓州市辖区内的学校里交先后作案8起，均是侵犯女生案件;2009年9月18日、2009年12月26日和2010年1月中的某一天，竟然让吕善交在河南省内乡县辖区下的学校内三度犯案，同样是侵犯女生的案件。对此，涉案学校和教育部门的过错严重、明显，对学生防范恶性犯罪案件的安全教育工作远没有做到位，公安机关中的办案部门也难辞其咎。办案机关完全可以在保护被害人隐私的情况下，向社会公布相关案件，以防范犯罪分子再度作案。

高恩军强奸案

至于高恩军强奸案，罪名成立应无异议，但在被害人有一定过错的情况下，判处被告人高恩军八年有期徒刑，应属量刑偏重。但在“风口浪尖”、“撞枪口”的社会背景下，把部分属于被害人、被害人家长、学校和社会的责任，加上高恩军身上，对其予以重判，也是“情理之举”。毕竟社会对“奸淫幼女事件”已高度敏感，最高院对此有所“回应”是顺理成章之举。但这恰好反映我们的社会“人治”色彩浓重。学校内性侵学生案件层出不穷，根源应在家长、学校和社会上，单靠司法上重刑重判，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学校内性侵女学生犯罪现象猖獗的局面。司法有其不能承受之重。

吴茂东猥亵儿童案

吴茂东猥亵儿童一案，同样属于社会高度敏感案件，本律也亲办过类似的案件。教室是公共场所应无歧义，但吴茂东在教室内犯案，是否就应认定为其“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呢？对此，本律持保留意见。若包括被害人在内所有学生都在教室内午休，吴茂东乘机作案，被害人以外的人均不知情。在此情形，本律认为，不应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即便其他学生偶然发现，也不能当然得出吴茂东“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的结论。

刑法意义上的“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重点应是“猥亵行为”的“公然性”，而非场所的公共性。如教师在教室内猥亵学生，但并无其他人在场，这种行为肯定不能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学生。

司法实务中，法院亦强调“猥亵行为”的“公然性”，如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30日作出的（2013）渝五中法刑终第00428号刑事判决，在该判决法院认为部分明确载明：“本案中，冯某某于2013年5月28日意图猥亵凡某某的地点在公路边，应属公共场所，辩护人该辩护意见不成立，但冯某某的猥亵行为并非当众进行，应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范围内量刑，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应依法改判。”至于吴茂东单单“亲”学生脸的行为，这肯定不具有实质性的“性意义”，定性上应由有所区别。

对此，最高院的裁判理由是合理的。同理，在具体案件上，被告人是否碰触被害人下阴、胸部等敏感部位，是否伸手进衣服内抠摸被害人的敏感部位，这在定性、量刑上也应有所区别和考量。

结语：最高法发布性侵未成年的典型案例，是具体指导司法机关实际办案和审判的一种方式，给各级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提供参照标准和指引。最高法在选取代表性案例时会对案件类型、犯罪事实、判决结果进行调研和论证，以期实现指导意义和导向性，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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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中顾法律网《名律时评》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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