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涉嫌诈骗罪等一案补充法律意见书

李某涉嫌诈骗罪等一案补充法律意见书

某市人民检察院：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李某的委托，指派金翰明律师担任李某涉嫌诈骗罪一案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人。辩护人已于X年X月X日向贵院提交了《李某涉嫌诈骗罪等一案法律意见书》，针对本案的罪名认定提出了六点辩护意见。现辩护人针对李某的量刑问题，补充辩护意见如下：

第一，李某应当成立自首。

根据李某X年X月X日讯问笔录：“黄某等人被抓之后，我一直想把我这边招商的情况跟办案机关说清楚。上星期，我接到办案机关民警的电话，通知我主动到办案机关配合侦查，今天我就自行从C地乘坐飞机到本市，自行到办案机关配合侦查。”

根据李某的讯问笔录及本案的客观事实，李某在接到办案机关的电话，主动从C地到办案机关所在地，配合办案机关调查，并未有任何逃匿或是规避侦查的行为，应认定其归案具有自动性。

此外，李某在归案后，在多次的讯问笔录中，一直如实陈述，其虽在笔录中对涉案的行为性质、涉案相关部门及其责任人员的主观明知等方面提出辩解，但其前后笔录一直能够如实陈述本案的主要客观事实，应认定其属于如实陈述。

第二，李某在诈骗犯罪中的作用应轻于贾某、陈某等人。

本案关于李某构成诈骗罪的指控，《起诉意见书》将李某认定为主犯，甚至在相关表述中，倾向于将李某认定为“统筹全局”的主要涉案人员角色。

但是辩护人在查阅全案证据后，认为李某之所以在外观上是各方业务的“串联者”，主要是由于其公司职责、职务身份、人脉关系所致。李某由于所在公司及其个人工作性质，导致其在进出口业务领域相对熟悉、人脉关系广，其工作职责又导致其必然会为客户推荐合作方，促成合作关系。

但是具体到各地的补贴业务开展、补贴款项申领过程，李某的主要作用仍是体现为推介、介绍性质，实际上在买单报关、补贴申领等核心业务环节上，李某并非是最为核心的实施者和决策者。在A地的涉案补贴业务办理、申领过程中，其角色和地位明显轻于贾某等人，在C地涉案补贴业务办理、申领过程中，其角色和地位应当轻于实际沟通各方、对接、操作业务流程的陈某。

辩护人认为，即使按照《起诉意见书》指控的，涉案补贴申领行为构成诈骗罪，李某在具体的各起诈骗犯罪相关指控中，其角色和地位应当分别轻于贾某和陈某等人。

第三，本案应考虑海关、综保区、商务局等部门在涉案补贴项目中的主观因素，在量刑时应对李某等人从轻论处。

辩护人在前面的法律意见书中，引用卷宗的相关证据详细论述了，本案商务局、综保区、海关等部门及其相关责任人员，对涉案的5034业态、买单出口、买数等事实及其行为性质的明知，以此论证基于综保区、商务局、海关等部门为了完成进出口贸易额度，默许涉案公司开展相关补贴申领行为，甚至为涉案公司申领补贴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协助，说明本案中相关部门不存在“认识错误”和被骗，李某等人不应构成诈骗罪。

即使办案机关坚持认为，上述事实不足以阻却诈骗罪的成立，即使部分证人在笔录中一再强调案发前其并不清楚虚假贸易、买单出口等事实和行为性质，但是基于卷宗证据中多处能够体现“被害人”明知的事实，本案在对李某等人进行量刑时，应考虑到相关部门在涉案公司业务开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客观协助，亦或是明知、默许、纵容、监管失职等情况，恳请办案机关对李某等人从轻论处。

第四，李某在走私犯罪中的情节显著轻微。

在涉案的走私犯罪指控中，李某是由于其职务身份，以及其招商引资、对接客户、服务客户的工作职责，将客户推荐给黄某、贾某等人。而本案中主要的走私犯罪行为发生在黄某、贾某与陆某、何某等人之间，在走私犯罪的客观实行行为中，李某并未参与。

李某向黄某、贾某等人提供A公司，对黄某、贾某等人的走私行为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是该帮助行为的作用显著轻微，同时具有明显的可替代性。试想即使黄某、贾某没用使用A公司，同样可能寻找、使用其他第三方平台作为替代性帮助，因此应认定该类帮助行为在走私犯罪中的作用显著轻微。

同时，《起诉意见书》在对李某构成走私犯罪的指控时，使用的是“默许”、“纵容”的主观要素概括，辩护人认为，默许、纵容应当属于间接故意的主观范畴，可见办案机关亦认可李某在走私犯罪中的主观恶性较轻。辩护人综合上述情况，恳请贵院认定李某在走私犯罪中情节显著轻微。

综上所述，辩护人恳请贵院依法核实相关事实，对李某作出适当的罪名认定和量刑建议。

此致

某市人民检察院

辩护人：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金翰明律师

X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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