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再审无罪案例看诈骗罪与经济纠纷的区别

导语：本案再审的焦点在于：如何判断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的区别，主要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具体裁判理由如下：

关于原审被告人王某是否构成诈骗罪，虽然王某与潘某一起隐瞒了将棉纱用以抵债的事实，对于造成以及扩大Q县棉纺厂的损失负有直接责任，但根据合同约定，丹东X边贸商场应于92年9月17日给付二经部35万多元货款，Z公司应于92年9月给付二经部42万多元货款。根据潘某、王某二人在起诉Z公司民事案件中询问笔录记载内容，Z公司高某光答应于92年9月给付二经部30万元货款，王某所称丹东付款很快到账、货款很快就可以给付有一定事实依据，而后来丹东绝大部分货款给付不能晚于签订棉纱购销合同时间，系王某当时所不能预见的；虽然拆东补西，但二经部此时的债权大于债务，签合同主体及内容真实，并未直接占为己有，也未逃匿。为追索丹东欠款，潘某、王某寻求公安、法院帮助，追回了部分货物与款项，主观上有积极履约的意思表示。根据1985年0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的通知（[８５]高检会[研]字３号)中个人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担保，虽经过努力，但由于某些原因造成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按经济合同纠纷处理的规定，综合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本案具体情况，本起当时按经济纠纷处理更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判认定王某犯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适用法律错误。    

关于G酒楼归属，陈某主张G酒楼为其父陈某投资，并列举行政诉讼卷宗中相关证据材料予以证实；卷中未见G酒楼企业登记档案等原始资料。从原H地区工商局颁发的HG酒楼营业执照记载的内容来看，G酒楼的负责人为陈某，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从手写的抄录于原H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第一综合服务公司《企业申请营业登记注册书》记载内容来看，G酒楼隶属单位、主管部门为第一综合服务公司；拥有资金总额10万元，资金来源为主管部门拨款；从地区行署冯某、张某的证言来看，10万元是为了办营业执照写的，实际上10万元注册资金并没有到位；潘某供述G酒楼全部财产由陈某家投资，其在G酒楼中没有投资，仅供述开始租房费用由其所出。综上，G酒楼由第一服务公司及潘某投资开办的证据不充分。

关于原裁判确认公安机关追缴G酒楼及陈某家庭所有部分财产的依据是否充分，经查，陈某并非原审被告人，没有证据证明G酒楼由第一服务公司及潘某投资开办，案涉棉纱、油漆并未进入G酒楼，虽然二经部所有的柜台等少量钱物转入G酒楼，但原判确认公安机关扣押G酒楼以及陈某家庭所有部分财产依据不充分，原审将G酒楼财产认定为犯罪分子违法所得财物证据不足，不符合1979年刑法第六十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的规定。综上，原裁判追缴侦查机关查扣G酒楼财产及个人财产依据不充分，对陈某及代理律师意见、省检察院出庭意见予以采纳。

法院认为，原裁判认定原审被告人王某犯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原裁判追缴公安机关所扣押的G酒楼以及陈某家庭所有部分财产依据不充分，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审被告人王某无罪。    

无罪案例：（2018）冀刑再4号

阅读量：122 PC版链接 移动版链接